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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部署西南作战计划时，赋予贺龙司令员的任务是：率第18兵团等部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积极吸引和牵制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主力完成大迂回大包围任务，切断酉南地区之敌退路时，贺部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
接受任务后，第18兵团等部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然而，由于解放西南是关系到两大野战军的战略性战役协同作战，关系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问题。于是，贺龙便耐心地对部下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贺龙将一野部队向四川进军的行动概括为三部曲：突而不破、追而不歼、兼程追击。
从8 月中旬开始，第18兵团和第1 兵团之第7 军发起秦岭战役，实施战略佯动，吸引了胡宗南部主力于川北方向，掩护了刘邓大军从川东方向的进攻。这便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突而不破。
当二野主力对重庆及南川展开攻击后，胡宗南部发觉其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遂于11月19日开始，以第36、38军作掩护，分路向四川及大巴山南麓撤退。
在此情况下，贺龙、李井泉等认为：我主力一经出动，紧迫敌人，敌必加速撤退，我军如不前进，敌将有计划地进行撤退，并必加强破坏道路桥梁，增加我军前进困难。因此决定，在秦岭山区已不可能歼击胡匪情况下，我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及扫清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为目的，着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负侦察敌情修路之任务，以作大军前进之准备。
据此，第18兵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至12月2 日解放凤县进至留坝及秦岭主脉上之老君岭、旧佛坪县城。同时，奉令归贺龙指挥的陕南第19军解放旬阳、安康、岚皋、汉阴。紫阳、石泉等县城。
这便是“三部曲”的第二部：追而不歼。
12月初，当刘邓大军横扫川东、川南，三面逼近成都平原时，胡宗南主力已进入四川。
12月3 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就第18兵团入川作战部署电告贺龙：我第3 兵团之11、12两军及四野之47军均已渡江，10军3 日可能已到合江江边，第5 兵团之16军6 日可到沪州南岸，18军跟进。因此，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我18兵团及刘金轩部队（第19军）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
贺龙当即决定，为配合二野作战，同时歼灭部分敌之掩护部队，减少敌之破坏，尽速修复道路，并使我军主力开进于武都、略阳、河县、汉中、城固、西乡之线机动位置，控制要点，即令第60、61、62、7 军等部派先头师尾敌前进，主力随后跟进。
据此，第18兵团等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川北，抓住胡宗南的后尾穷追猛打，奏响了入川作战的第三部曲——兼程追击！
第60军以第80师沿川陕公路前进为先头，12月3 日进占留坝，6 日进占褒城，7 日解放汉中，8 日进占勉县。
第61军以第181 师为先头，12月3 日由佛坪、华阳、太白山一带出发，经8 天行军翻越了秦岭，8 日解放洋县，随后进入城固及汉水南岸地区。
第62军于12月3 日由岷县、漳县出动，7 日进占西固，歼灭国民党军第门军第247 师一部，国民党军第119 军副军长蒋云台率该军第W 师在武都起义。第62军于10日进占武都，次日占领文县，随后攻占碧口。
第7 军于5 日占领徽县，7 日占领成县，随后该军第19师占领略阳。
第19军于5 日解放西乡，8 日在汉中与第18兵团会师。
至此，陕南、甘南地区全部解放。
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鄂黔作战（含四野鄂西战役及第18兵团等部在陕甘南部地区的作战），从1949年10月底开始，至12月上旬结束，共歼国民党正规军7 万余人，解放了鄂西全部及陕南、甘南、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地区，造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之势，为尔后全歼四川境内之敌奠定了基础。
（6）
48．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四项忠告”。卢汉易帜，五华山升起鲜艳的红旗
孙于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后，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国民党军将领纷纷寻找出路。为促成大量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朱德于1949年4 月25日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要求国民党各级官员认清形势，停止抵抗和破坏，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协助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进军西南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把“攻心为上”的军事原则运用到了极至，在指挥二野等部完成对四川国民党军大迂回大包围的同时，于1949年11月21日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忠告称：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酉、秀、黔、彭即告解放，则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李、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拾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全部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三次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之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员按级录用。凡愿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一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刘邓的“四项忠告”，犹如一颗射向敌人营垒的重磅炮弹，在西南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震荡。除少数受蒋介石恩宠的国民党嫡系将领和官员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外，其它大多数非嫡系部队将领，尤其是那些地方实力派将领，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署主任卢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耐心争取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率部于12月9 日在云南昆明宣布起义。
云南起义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
还在194Q年8 月15日，“云南王”龙云及黄绍竑刘建绪等44人在香港招待记者，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反三民主义、反革命的行径，主张拥护共产党。紧接着，在龙云的授意下，原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对香港记者宣布“云南准备起义”。
一时间，“龙云策动云南起义”的新闻充斥着香港报刊。这一爆炸性新闻搅得蒋介石坐卧不安，搞得在昆明的卢汉也忧心忡忡：“龙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
8 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后，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会商局势，云南省主席卢汉却造召不至。卢汉知道蒋介石没安好心，所以屡屡称病不去。最后在蒋的一再压迫下，决定“牺牲自己，保存地方”。
9 月6 日，在昆明市内的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和正义路、金碧路等闹市区，一张张印有卢汉名字的省政府主席布告贴满街市，布告上赫然写着：“本主席于今日专机赴渝，舍命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卢汉于当日偕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和省党部书记裴存藩飞往重庆。为防备遭蒋扣留，卢汉带了许多行李，做好了在重庆长住的准备。卢汉一行从白市驿机场直赴山洞林园，晋见蒋介石。
见到卢汉，蒋介石一脸笑容，和蔼地问道：“永衡老弟，一路辛苦了！”
卢汉应答道：“卑职不才，无力震慑滇省局面，以至于省内外谣言迭起，民心不安。此次赴渝，特向总裁提出辞呈，愿长住重庆，随侍左右。”
张群听出了卢汉的话中之话，立即出面打圆场：“卢主席说到哪里去了。目前时局艰难，保卫西南任务艰巨，而永衡老弟又是滇省的台柱子，岂可随意去留。此次总裁亲飞重庆，部署西南防御作战，中央和西南长官公署的许多事都还得仰仗老弟！”
接着张群话茬，蒋介石说：“坚守西南反共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重整河山是大有希望的。在西南的防卫作战中，滇省地处后方，是我们通向境外盟国的陆上通道，这个后方一定要安定好，不可以生出乱子来。关于这一点，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9 月7 日，张群、蒋经国等秉承蒋介石旨意，继续同卢汉商谈“滇省事宜”。会谈中，张群等人在安抚卢汉的同时，要卢汉服从中央，执行“勘乱救国”方针，以达到“安定后方循序支持前线作战”的目的，并具体提出几点要求，即：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杨杰、杨青田等100 余名通共分子；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解放军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等。卢汉趁机向蒋提出要军权。要军队。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蒋介石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并允许卢汉将云南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还给了一大笔款项。
卢汉的重庆之行，虽然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作为交换条件卢也被迫同意了蒋的“整肃”方案，总算还没有同蒋介石撕破脸面，但卢、蒋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并未消除。
卢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辛亥革命后投入滇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蒋介石对他既利用又排斥。早在1931年，为利用滇军消灭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蒋封卢汉为上将。抗日战争时期，卢汉率滇军参加抗战，蒋介石予以重用，由第60军军长、第30兵团司令、第1 集团军总司令，直至第1 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对蒋深感知遇。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先是下令武装解决龙云，继之将滇军第60、93军等部调往东北各地，卢汉只带了一个警卫营当空头的云南省主席，对蒋已心怀不满。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特别是滇军第60军在长春起义、第93军在锦州被歼使卢汉大为震惊，卢汉的政治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并打算向中共靠拢。
1949年2 月底，卢汉通过中共早期党员、曾是卢部下的宋一痕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致毛泽东、朱德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云南地方党组织，对卢汉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1949年3 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东北军区从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中挑选人员回云南做卢汉的工作。同年4 月，东北军区派遣与卢汉关系较好的张秉昌返回昆明。同时，东北军区还将辽沈战役中被俘的27名滇籍团级军官遣返回乡。让他们用亲身经历来宣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张秉昌返回云南后，向卢汉详细介绍了辽沈战役二军起义和其它滇军部队被消灭的情况，说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并向其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1 、解放军过江后，卢汉应立即表明态度。2。对蒋介石要敷衍。3。沟通与解放军的联系。
卢汉听了张秉昌转达的意见后，似不放心地问道：“对方是否真有诚意？”
张秉昌肯定地回答说：“解放军的首长我接触过，他们说话算数，不讲空话。”
在卢汉的心里最大的一块心病是，在中共新华社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卢汉也名列其中。
针对卢汉的顾虑，张秉昌谈道：“共产党讲究既往不咎，如果卢主席宣布起义，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领了。关于共产党的政策，我所走过的路便是例证！”
卢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并安排张秉昌担任保安第11团团长，其余从东北遣返回来的滇军军官也大多安排在保安部队，成为卢汉的骨干力量。
4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卢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