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空间。《内闱》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和其他学者的洞见敞开自己，不妄做最终结论。
这本书不提供令人满意（或震惊）的那种读者会轻易认同的叙事，也不展示宋代妇女生活的异国情调的差异。相反，它提供给我们有时难以把握、有时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来说更为常见的材料。通过提出关于妇女生活、社会性别、我们为什么阅读历史和怎样撰写历史等问题，伊沛霞使《内闱》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进入的领域。
第一部分：目录自序
博妮·史密斯
（Bonnie Smith）自序
我研究宋代（960—1279）的家庭、家族和婚姻已有十几年。撰写一本以妇女为中心的书的计划久已有之，但屡屡发觉有必要事先研究相关题材，如财产法、家庭礼仪和儒家思想。我也在拖延，希望克服一种感觉——关于这个课题永远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我不想掩饰不愉快的事实如买卖妇女、缠足或扼杀女婴；我也不想用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描绘中国的社会性别差异，同时在判断中隐藏着当代西方标准。作为历史学家我发现一般性地描写“妇女在传统中国的位置”失之于简单化，那样做实质上已经暗示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以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把妇女首先表现为受害者，这种做法经常困扰着我，因为它似乎贬低了她们。难道不是大多数中国妇女都有自己控制的空间吗？而且不是有些女人——至少有传说中的暴虐的婆婆——对别人进行相当可观的控制？我知道许多当时男性作者书写的史料建筑在我们今天不一定认同的道德前提之上。我能不能找到一些途径同情地看待各种女性——不止是尽职的儿媳和自我牺牲的母亲，还有被嫉恨征服的妻子，不再信任任何人、整日争宠的妾，以及遗弃孩子而再嫁的寡妇？
尽管怀有疑问，我还是逐渐开始收集本书使用的零散、片断的史料。我最初的目标是写一本关于婚姻的学术专论，而且我写了几篇有深度的考察婚姻特殊侧面的文章。1990年，我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写作本书，我决定放弃专论，准备广泛考察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既有挑战性又令人兴奋。正常情况下，当我写给史学同行看时，我可以把精力限定在史料完备的儒家思想和财产法这类问题上，但是现在为了全方位的理解，我必须介入难以捉摸的性倾向、嫉妒和社会性别象征主义等领域。
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使我对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课题产生了新的洞察力；然而，有一个代价就是要使每个专题的论述都不长。用50页而不是5页或10页来处理如离婚、寡妇再嫁或亲戚之间联姻这类专题，当然就有余地做更细致的分析。但是本书很快就写到难以控制篇幅的部头，因而未能为初衷服务。因此我不得不寄希望于我对重大问题的简约将激励精力充沛的学者们展开更全面的考察。
由于致力于将更大的整体历史纳入研究焦点，我发现纠缠不休的不知从何入手的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由于强调语境和妇女的参与，我感觉我能给予妇女应有的描述，同时又不背叛我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既包括权力的结构，也包括帮她们给自己定位于这些权力结构之内的观念和符号。它嵌在历史之内，其特征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塑造并反过来影响那些进程。家族和社会性别体系毕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强调妇女的能动性意味着把女人看作行动者。正如男人一样，女人占有权力大不相同的位置，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对现存史料的解读可以把以下内容摆在显著位置： 妇女回应那些向她们开放的机会，并且或顺应、或抵制那些围绕着她们的机会。
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不可避免地受惠于那些使他们有时间和资金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人们。本书包含的研究始于1983—1984年，是年我在普林斯顿度过，得到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支持。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部多次提供资助聘请研究助理。谢宝华（Bauhwa Sheieh）小姐在写作初期、来秋月（Chiuyueh Lai）小姐在后期给予帮助。伊利诺伊——淡江大学交换项目奖金使1990年夏天在台湾的研究成为可能，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提供了制作图片的费用。伊利诺伊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奖金使我有时间在1990—1991年专心写作。那一年我在京都大学人文学部逗留6个月，那儿是搜集资料、反思更大课题的好地方。
内闱自序我的谢意不仅给予这些研究所，还献给慷慨地付出时间和参考意见的同事们。孟久丽（Julia Murray）在图片、弗兰西丝卡·布雷（Francesca Bray）和盛余韵（Angela Sheng）在妇女的纺织活动方面给我建议。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周起荣（Kaiwing Chou）、托玛斯· 黑文（Thomas Havens）、桑亚·迈可（Sonya Michel）和罗纳德· 托比（Ronald Toby）——在短时间内阅读了校对稿。我特别感谢所有阅读过全部初稿的朋友： 贾志扬（John Chaffee）、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皮特·格雷戈里（Peter Gregory）、金滋炫（JaHyun Haboush）、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马伯良（Brian McKnight）、恩·瓦特纳（Ann Waltner）和罗宾·瓦特森（Rubie Watson）。他们指出哪儿该多交代些背景，哪儿自相矛盾，哪儿应更有力地展开自己的观点，这些使我的陈述更清晰。我也感谢用发言和论文回应本书覆盖的问题的人们，他们是斯坦福、戴维斯、拉特格斯、哈佛和华盛顿大学研讨班的参加者，京都大学古代中国研究组、东京中国妇女史研究组、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史小组的成员。论文来自“家族人口统计讨论会”（阿西洛玛Asilomar；1987）、“中国社会的婚姻和不平等讨论会”（阿西洛玛 Asilomar；1987）、“早期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史讨论会”（台北，1990）、“中华帝国晚期家庭和政治进程讨论会”（台北，1992）。最后，我愿感谢我的中国妇女史研讨班的学生，他们对这个课题付出了热情，并且愿意从几乎任何角度讨论各种问题。
第一部分：目录习用语的说明
1 如果可能，本书用姓名而不用某男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表示一位女人。如司马光的妻子为“Miss。Chang（1023—1082）”。“张”是她出生的家庭的姓，她终生可以使用。如史料载有全名，如“沈德柔”，则照录。多数事例里没有女人的全名只有姓。一般说来，当时用娘家的姓再加一个礼貌的字——氏——称呼已婚妇女。本书把某“氏”译为“Miss。 ”，表示出嫁前娘家而不是夫家的姓。称某女子为某氏不表明婚姻状况。尽管“氏”也加在男人的姓以后，但是男人还是常用家庭的姓和本人的名组成的全名。本书只有很少的例子，用丈夫的姓称呼妻子如“Mrs。 〃。男人姓名以前不加“Mr。”，如只写“司马光”。女人姓名前写“Miss。”或“Mrs。”， 这样做违背当代美国避免使用性别字眼的规矩，但用在这里可以减少弊端，可以突出中文原有的精确性，对男人直呼其名比较简单，读者一看就知此人性别。
2 导言里讨论的6位男女作者（洪迈、司马光、袁采、程颐、朱熹和李清照）以外的其他男女均注生卒年，即便与所叙之事无关，也注明。这样做为了强调他们比较特别，不是一般的类型，可以与很多女人如张小姐或吴小姐区别开。提供生卒年还促使读者考虑变化问题，比如逐渐增长中的理学的影响。
3 年龄用“岁”表示，一般地说比西方人大1岁，因为出生后即1岁，过了第一个新年后即2岁。因此，18岁结婚的姑娘实际年龄在16—17岁最后一天。比如，1000年12月31日出生、1017年1月1日结婚和1000年1月1日出生、1017年12月31日结婚的，都是18岁。
4 为了方便，用当代的“省”名而不用宋代的。附有地图表明宋代和今天的不同的北部边界。
5 引用的中文由我本人译为英语，英译文后面注明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到整个段落。
6 本书正文只用了一个缩略语 c。s。 ，表示的日期是没有生卒年的男人中举的那一年。
内闱习用语的说明宋朝疆域图
（以今天的省际边界线为准）
第一部分：目录导言 1
宋朝恰好始建于1000年前，公元960年；终结于3个世纪以后，1279年。由于宋朝艺术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品味，长期以来宋朝成为西方学者最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宋代绘画、书法、丝织品和瓷器看起来无一不传递出一种有节制而不失驾驭能力，微妙而不失洗练的韵味。凝神注目于精心绘制的彩色瓷盘，细致描画的繁华、喧闹的街市景象，空灵的高山之间单独的个人，我们会遐想，若与这些作品或制作、收藏它们的人生活在一起有多愉快。已知的宋朝政治与这种文明的景象相符。宋史被人们记住，不是因为有专制、暴虐的皇帝，腐败的宦官和地方割据势力，而是因为有通过了竞争激烈的文学考试的原则性很强的士大夫，他们怀着效忠皇帝、扶助百姓的强烈愿望。
宋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太高。很多人更青睐它以前的唐朝（618—907），唐朝有威武的皇帝，军事扩张的成就，激昂的诗人和文化上的自信。与之相比，宋朝处于衰微时期，领导层变得过于优雅、思辨和思想性太强，因而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高雅不利于在宋朝初年赶走侵入从前属于唐朝版图的契丹人，或在两宋之际挡住女真人进入自古以来已为中国腹地的北方，也无补于在宋朝最后50年抵抗迅速扩张的蒙古人的稳步入侵。
但是，不能用喜欢还是不喜欢来概括宋朝。近年来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学家认为，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①发生于唐中期至宋中期的变化超越了那些划分中国历史时期的反叛、入侵和王朝战争等因素。变化触及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而在长时段历史中，2这些结构变化得非常缓慢。唐朝末期，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买卖土地的自由程度加强了。朝廷还彻底修改了税收政策，田税减少，商税增多。公元700—1100年，人口翻番达到1亿。大规模的移民南迁，使中部和南方的人口开始从占人口总数的1/4增加到一半以上。
人们为躲避战乱而南迁，但同时还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前景。南方方便的水路运输和温暖的气候使商业、农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水稻种植技术的稳步改进使产稻区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定居。遍及全国的商业蓬勃发展，从农产品的地方贸易延伸到把瓷器运抵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商业发展得益于朝廷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直到发行纸币给以的支持。到11世纪末，货币流通量达到唐代的10—20倍。除了铜钱和银子，公元1107年还发行了2600万张纸币，每张纸币值1贯钱即1千个铜钱。
商业扩张加速了城市建设。北宋（960—1126年，朝廷控制的地区比大多数时期的中国版图小一些）首都开封位于大运河北端附近，距主要煤铁矿区不远。开封的人口密度达到唐都城长安曾达到的最高点，但更商业化，城内遍布和皇宫、政府机构一样多的各类市场。其他城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数十个城市的人口达到5万以上，导致城乡差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南宋（1127—1279年，朝廷未能控制北方占全国1/3的土地）首都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发展尤其迅速，人口约达2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②
内闱导言这几个世纪出现很多先进技术，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刷术的发明，由于它给新旧思想的传播带来变革，促进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再也不必吃力地用手抄书了。从中唐到宋中期，书价大约降低到从前的1/10。儒、释、道经典全部出版。但它们并不是惟一的畅销书：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农业、医药和占卜专用书，笔记小说、别集、3宗教经文和小册子，供地方行政官、科举考生以及任何希望撰写美文的人使用的类书。③
经济发展和书籍的普及有利于士人阶层的增长。这种增长进一步受到官员选拔方式的变化的刺激，而当官长期被看成是最优越的职业。早在唐朝末年，几世纪以来当政的旧世家大族就已失掉了朝廷上的特权。一个世纪的藩镇割据结束后，宋朝初期，朝廷采取措施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宋朝中期朝臣的一半是中举的士子（其余多为恩荫涉及的高官近亲）。宋朝整个时期凭科举考试获取官职的竞争稳定增长着。11世纪初期，3万多名考生参加了州级考试，世纪末达到8万名，宋朝末期这个数字可能为40万。到11世纪中叶，完全可以说社会和政界的领导权已经由士大夫和地主掌握，广义上还包括那些准备让儿子参加考试，以便占据地方和中央政治、文化领导机构的地主。现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成员中的多数第一次来自于中国中部和南部，大多来自于唐衰弱后、甚至更晚的刚刚定居在那里的家庭。④
科举制的发展和受教育人口的稳步增长有助于宋代知识的生长。虽然佛教教义和活动到宋朝已经完全中国化并融入一般的中国文化，但佛教哲学和玄学不再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最聪明的人似乎转向文人的修养： 诗、绘画、书法、历史学、哲学和经典研究。儒家学说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复兴以至于在英文里被称为“新儒学”（以下称为“理学”——译者注）。教师吸引来数百名学生，尽管多数为准备考科举而来，现在却投入了圣人性质和试图恢复圣人治道的讨论。儒学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寻找把经典中的理想秩序和自身所处时代迅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