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品德、净化心灵比美化容貌更重要。要求女儿整发修面、美化自身时，莫忘修养心性，崇尚节操：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
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2）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要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看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修养品德，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才干。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没有什么才能，碌碌无为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司马光则在《家范》中认为，做长辈的都想造福于子孙后代，但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却很少。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给子孙留下财物，而不知道用道义训诫子孙，用礼法治理家庭。其结果是助长了子孙的许多不良行为，甚至产生斗讼、盼父母早死等弊端。相反，圣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德和礼，贤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廉与俭。作者列举了舜积德为帝、享国百世，孙叔敖不贪累世不失家业，以及萧何克俭、杨震公廉、周本好施、张文节清俭等事例，忠告人们，遗德于子孙后代远比遗财于后代更为有益：
“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数十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虐之也。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不足，则立券举债于人，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考之寿也。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鸩毒，亦有之矣。然而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顷尝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则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病甚，困绝不知人，子孙窃其钥，开藏室，发箧笥，取其财。其人后苏，即扪枕下，求钥不得，愤怒遂卒。其子孙不哭，相丐争匿其财，逐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讦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夫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耶，岂蔬粝布褐不能自营，至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堂，奚益哉？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然而贤圣皆不顾子孙之匮乏邪？曰，何为其然也？昔者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舜自侧微积德至于为帝，子孙保之，享国百世而不绝。周自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积德累功，至于武王而有天下。其诗曰：治厥孙谋，以燕翼子。言丰德泽，明礼法，以遗后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孙承统八百余年，其支庶犹为天下之显，诸侯棋布于海内。其为利岂不大哉！”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知书明礼，经常帮助太宗皇帝处理国事。
长孙皇后喜好读书，颇有见地，言行举动，特别留意将公益摆在首要位置。一次，太宗罢朝回宫，对魏征屡屡犯颜直谏非常恼怒，愤恨地说：“必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明原委，马上更换朝服，神态恭敬地站立庭上。太宗大惑不解，惊问缘故，皇后说：“君主圣明方会有骨鲠之臣，岂敢不施贺礼。”太宗恍然大悟，遂转怒为喜。长孙皇后地位显赫，但从不假公济私，多次阻止太宗用其亲属担任要职。长孙皇后自己生活俭朴，并常以之来教育晚辈，她曾对太子说：“为太子，患有无德操功名，岂患家中缺少用具！”长孙皇后对普通佣人也关怀备至。有时，太宗无理谴责宫人，皇后便站出来为他们伸冤，使宫内刑无枉滥。皇后依凭高尚的品德赢得大家一致爱戴。皇后为照顾太宗安心朝政，操劳过度，身染重病，但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叮嘱太宗去奢任贤，勿宠外戚，简办丧事。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过去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是开国元勋之一，李世民便把最机要的事委托给他，让他自由出入宫禁，并任命他为宰相。长孙皇后听说后坚决不同意，每遇机会便向唐太宗奏道：“我已成为皇后，尊贵到了极点，实在不愿意兄弟子侄占据朝廷。汉代吕氏、霍氏乱政的历史，应当引为深刻的教训，真诚希望圣明的唐朝不要用我的兄长长孙无忌作为宰相。”但太宗皇帝没有接受她的意见，终于任用长孙无忌做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长孙皇后又私下让兄长无忌一再去请求辞官，太宗没办法只好应允，改任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知道后，这才高兴地同意了。待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非常伤心，认为自己从此“失一良佐”，对长孙皇后表示了深深的怀念。
尉迟恭是唐朝的大将，他辅助李世民打下江山，战功卓著。有一天，唐太宗对尉迟恭说：“我把女儿嫁给你，你愿意吗？”尉迟恭则说：“我的妻子虽然才不著，貌不美，但我们是夫妻，有夫妻之情。我记得古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富贵而不弃妻，这才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我很羡慕这样做的人。我希望您收回成命，不要这样考虑了。”唐太宗听后，认为他说得对，便停止了要收尉迟恭为婿的想法。
类似这种把道德品质看得高于一切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在此略举几则，读者即可窥其一斑。
从曾国藩关于道德品德修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喜欢把修养的要求、目标、做法具体化，罗列成条。他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便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从各种记述来看，曾国藩并非从小就是个好孩子，长大以后在德行上也并不出众，但是他刻苦好学，闻过则改，终于成就了品德。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3）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耳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9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痛，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12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6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曾国藩生成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个性内向，有什么事，常在心里打圈圈，因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满19岁的曾国藩，与10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沉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谁知，这句气恼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后，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自己的恶习啊！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刻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自己“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国藩认为，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时，父亲死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示人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