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周恩来称赞是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陈毅高兴地对外国朋友说：“美国、苏联认为我们研究不出原子弹来，但是，我们不仅掌握了原子弹，而且已经在搞氢弹了。”《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101—102页。
1966年12月28日12时，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试验前的12月10日，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人员对氢弹试验装置进行检查时，在一个主要部件上发现了质量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乘专机前往检查处理。刘杰到基地现场察看，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他与科技人员研究后确认这个部件可以装配使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周恩来才放了心。这次试验是聂荣臻受中央专委的委托到现场主持的。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把刘杰、刘西尧、钱三强等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为庆贺试验成功，周恩来还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刘杰等，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以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两句词提醒和勉励大家；接着，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可见，周恩来对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是多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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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庆功，中国空爆第一颗氢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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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1967年2月20日，周恩来、聂荣臻听取了国防科委关于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批准在7月1日之前进行这次试验。此后，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1967年5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着重检查了这次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并根据进展的情况，确定将完成试验准备的期限提前到6月20日。这次会议要求国防科委对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反复落实，确保安全，确保试验成功；要求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对地面辐射累积剂量可能超过允许标准的地区，事先做好防护准备工作，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预防发生意外。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6月12日，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听取了罗舜初关于这次试验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提醒大家，不要犯经验主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试验又有更新的特点。他指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他责成郑汉涛立即组织三机部有关人员到现场去，会同基地人员对降落伞再做一次全面检查。他要求6月13日综合预演后，还要对氢弹总装认真地做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可靠。周恩来决定请聂荣臻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他自己和李富春、罗舜初直接领导试验场区外的安全工作。根据周恩来的要求，罗舜初和总参作战部等有关方面就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安全防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周恩来逐项检查了各个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6月16日，卫生部、总后卫生部抽调50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从北京出发时，周恩来亲自到车站送行。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的时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赶到了法国前面。法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于1968年8月24日。为什么经济技术落后而又受西方和苏联严密封锁的中国，核科技的发展能有这样惊人的速度、惊人的成就？奥秘之一是，中国有邓稼先这样卓越的核科学家，有周恩来这样卓越的当家人，有他们为国家富强共同具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两弹”结合，美国人又一次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说，五年内中国不会有它的运载工具。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有核弹头的导弹，花了12年时间。麦克纳马拉推断中国至少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
美国人又一次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
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1962年11月成立时，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对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领导，但对于导弹研究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1963年12月5日，中央专委作出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导弹头为主、核航弹为辅的决定。从此，原子弹、导弹专家开始着手进行“两弹”结合问题的研究试验工作。1964年6月29日，第一发改进设计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以后，又连续进行多次试验，均获成功。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已成为紧迫任务。周恩来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特别指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加速导弹工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部院合并”成立七机部，并以此为由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义正辞严地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参见刘柏罗：《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不尽的思念》第347页。
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中央专委除管原子能工业、核武器研制外，还要管导弹的决定，增补余秋里、王诤、邱创成、方强、王秉璋、袁宝华、吕东（接替王鹤寿）等7人为中央专委委员。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也随之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指示杨成武安排由吴克华抓紧组建第二炮兵；指出“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设法保证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
1965年12月底和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分别慎重研究了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方案的建议和报告。过去美国的导弹核武器是向大洋里的岛屿进行试验，苏联是向北极进行试验，弹道下面主要是海洋，风险小。我国没有这种条件，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恩来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对核装置和引爆控制系统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并对引爆系统和自毁系统的可靠性多次进行论证，得出了可以保证安全可靠的结论。七机部组织有关厂、所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导弹生产任务，并进行了弹体自毁试验，证明安全系统工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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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庆功，中国空爆第一颗氢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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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国。30日，他离开拉瓦尔品第返回北京途中，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停留，观看了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检查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有关准备情况。回北京后，他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9月2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的安排，在10月初进行“两弹”结合自毁试验，10月中旬进行飞行“冷”试验（不装核燃料），并根据这两项试验的情况，再决定进行飞行“热”试验（装核燃料）的时间。10月7日，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两弹”结合安全自毁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10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安全自毁试验的结果以及“冷”、“热”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10月份符合试验条件的好天日期预报的汇报。周恩来说：我们在自己大陆上搞这次试验，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冷”试验弹要严格检查，“热”试验弹更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问题才行；核弹头要进行撞击试验，斜撞、横撞都要试验，保证在各种异常状态下不发生核爆炸；飞行“冷”试验的时间可安排在10月15日前后，试验的详细结果要在两、三天内报来，报请毛泽东主席最后下决心。《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51页。10月13日，第一次飞行“冷”试验成功。10月15日，周恩来指示，如气象许可，再进行第二次“冷”试。试后，张震寰可飞至试验基地进行现场检查，然后带回所有有关人员飞京汇报。10月16日，第二次飞行“冷”试验成功。现场检查之后，张震寰、钱学森、李觉、谢光选、龙文光等飞回北京。
1966年10月20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召集专门会议，与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一起听取了张震寰关于检查发射区和弹着区试验准备情况的详细汇报，并与到会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对这次试验的准备情况和安全问题，再次进行了全面检查。外国人说中国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这是嘲笑中国有弹没枪。这次试验是在本国国土上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让世界认识中国。唯其如此，周恩来特别强调要保证万无一失，并委托聂荣臻赴发射现场主持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周恩来说：凡想到的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同上书，第75页。10月25日，聂荣臻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10月26日，试验党委研究确定27日9时为发射时间，报经周恩来批准。
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聂荣臻回忆说：“我先到了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在发射架下面和控制室里详细地听了专家们的汇报，目睹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时发射成功。发射后，我又赶到原子弹试验基地，观看了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和核爆炸后的情况和结果。我为我们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终于掌握了这种尖端武器而欣慰和自豪。”《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21页。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中国只花了2年零11天的时间。
此后，我国的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虽经“文革”动乱的磨难，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委的具体负责下，仍不断取得重大发展。
1966年12月26日，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3月2日，周恩来批准在东北地区建设中远程地地导弹试验场。1970年1月30日，中远程地地导弹首次飞行试验成功。1971年11月15日，中远程地地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在地空导弹、舰舰导弹研制方面，1967年7月10日，红旗2号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定型。1967年8月2日，上游1号舰舰导弹生产定型。1967年9月，我防空部队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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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国不能缺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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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前，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每一次导弹飞行试验、核武器试验，每一项大规模的工程项目，美国和苏联都不告自知，披露报端。他们的侦察卫星已经对中国的国土进行了地毯式的拍摄，这不是什么秘密。卫星，中国需要研制人造卫星！太空，中国不能缺席！“礼尚往来”，这是周恩来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1957年10月11日，周恩来说，中国的《礼记》上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诸位友好地来，我们也友好地去。岸首相送来一个不友好的礼，我们也回敬了他。1963年4月24日，他再次阐明这一思想：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19、 35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礼尚往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卫星回访美国、苏联的上空。
早在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中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就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随后，聂荣臻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组织有关专家拟订人造卫星发展规划。1962年底，周恩来领导制定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时，安排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
我国为发展人造地球卫星正式开展工作，是在1965年5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12次中央专委会议之后。1965年元旦前后，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后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国防科委为此专门组织了可行性论证并报告了中央专委。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报告。8月，中央专委原则同意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和第一颗人造卫星在1970年左右发射的安排。
到1970年1月，我国先后完成了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和地面台站第一期工程的建设。2月，国防科委下达了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的任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即制订试验方案，组织试验队伍，开展卫星综合操作演练，进行试验设备质量检查和测控安全系统联试、校飞。3月底，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运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月10日，完成星、箭的技术测试，待命转运。4月中旬，周恩来在京主持会议，通过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并征得在京中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