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贼”，所以二三百年后的史官，无论治《明史》或《清史稿》，也就别有用心地采信传说，“如是我闻”了。
那么，吴三桂到底为何要引清兵入关？对此，我们不妨从历史的细节作合理的推断。这就要从吴三桂复杂的性格说起。
首先，他“英略独擅”，是明朝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而且善于治兵，20岁荣升为游击将军，27岁时就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明史》记载，他所率领的部队“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特别是他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吴三桂要算忠孝的杰出典范。他曾率数十家骑，冒死杀入数万清军的包围圈中去拯救父亲，可谓孝子；后在锦州城下，亲舅舅祖大寿来信招降，他用战斗来回应，可谓忠臣。
然而，他的性格极其矛盾，转瞬又会“冲冠一怒”，弃全家生命于不顾。他虽然神勇无比，可在事关明清命运的松山决战中，一向“敢战”的他却突然全身而退。而在京城告急、崇祯下旨命他“勤王”时，从他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仅120公里距离，本应昼夜兼程赶赴，可他“迁延不急行”，整整走了八天。这中间他有没有别的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
以这样的速度“勤王”，看来吴三桂并不是很把崇祯的死活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在盘衡利害。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并在三月底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部，后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令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再三盘算后，吴三桂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可就在把山海关交付李自成的人马后，在回京的路上听说自己的女人被刘宗敏掠去，不禁怒发冲冠，愤然引兵反击“自成所遣守关将”，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也就是为争这口气，他向清朝乞兵。当然，他肯定不会说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助他复仇。
坦率地讲，当初吴三桂并非诚意降清，只是想借力复仇罢了。所以多尔衮欲封他为藩王时，他则在回信中对是否“来归”并没任何明确表示，只是含糊应对。《谀闻续笔》里也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后吴三桂起兵反清，在讨清檄文中还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廷对此不敢正面回答，这就说明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
然而，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被吴三桂击败后，竟杀了吴全家40余口，彻底打破了吴三桂的幻想，也将吴三桂逼上了道义的绝境。在他看来，国仇（明朝的灭亡）家恨（全家被杀）全应归罪于流寇李自成。于是，他终于弃民族利益于不顾，死心塌地投降了清朝，在征战杀戮中一泄心中的愤懑。
关于陈圆圆结局的多个版本
关于陈圆圆的结局，有一种说法是死在宁远。其凭据是钱士馨《甲申传信录》中的片言碎语，说是刘宗敏向吴三桂之父吴襄索要陈沅（即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已被送到宁远吴三桂处去了，而且已经死了。刘宗敏不信，便再三拷问吴襄， “酷甚”。严刑拷打之下的逼供之词，自然不足为信。况且书里也曾清楚记述吴三桂是留圆圆于京而只身出关的。再者，刘宗敏抢陈圆圆，在《明史》、《清史稿》及《平定三逆方略》等正史里都有记载，也不应是空穴来风。
最普遍的说法，认为吴三桂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后，陈圆圆又回到了吴三桂的身边。吴梅村在《圆圆曲》中这样描绘他们的战场相逢：“娥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此后，陈圆圆便跟从吴三桂转战南北，十几年随侍军中。后来吴被封为平西王，留镇云南，陈圆圆也随居昆明。
据现有史料推知，圆圆至滇时已35岁左右，可风韵犹存，能歌善舞，通情达理，“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两人相爱甚欢。明遗民李介立在《天香阁笔记》中还记载，吴三桂曾向江南各省发文，责令地方官员代为寻找陈圆圆的父母和大哥。找到后，“以礼款”，颇为敬重，可见吴三桂对圆圆的情义。这件事在《武进县志》里也有所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人容颜凋谢，加上吴的大老婆“悍妒绝伦”，所以圆圆“屏谢铅华，独居别院”，潜心修佛，远离红尘是非恩怨。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野心很大的吴三桂再次举兵反清，从而招来灭门之祸。城破之日，也便是陈圆圆的生命终了之时。刘健《庭闻录》说：“辛酉城破，圆圆先死。”不过怎样死的，则有多种不确定的说法，或说自缢而死，或说绝食而死，或说投滇池而死。
还有一种说法，陈圆圆随吴入滇不久，便“病殁，葬商山之侧”，道光时编修的《昆明县志》谨慎地记载道：“父老云，有圆圆墓焉。其旁即梳妆台遗址。”父老云，就是乡间流传的野史了，自然不足信。据史学者考证，认为民间传说的圆圆墓实为永历帝冢，当时滇人担心清兵掘墓，才伪称为梳妆台。
耐人寻味的是，清军攻入昆明后，查吴三桂的籍簿，上面的确没有陈圆圆的名字，也不见其人。于是，便有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陈圆圆没有死。康熙年间，有人写诗《野园歌》歌咏陈圆圆，其中有“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鸟栖哀”的隐晦诗句。诗人怕别人看不懂，还特地注上：“滇城破，圆圆犹在。”
那么，陈圆圆最终结局如何呢？最通行的说法是清兵平滇时，陈圆圆已归隐三圣庵，出家为尼，年八十死，葬于归化寺侧的昙花庵旁。这个说法源于黎木庵（云南省巡盐道尹）《三圣庵访陈圆圆遗像记》的记载。
不过，还有一种令人称奇的说法，就是陈圆圆在吴兵败之际，为不使吴三桂绝后，在大将马宝的护送下，带着吴三桂的儿子吴启华到思州（今贵州省岑巩县）的鳌山寺避难，并在山下定居，终老此地。如今，那里的狮子山上有一座古墓，立有一块隐讳的石碑，当地人说那便是陈圆圆的安息之地。山下马家寨有1000多户人家，都姓吴，均称是吴三桂的后代。当地还有马宝的坟墓，坟前同样刻有蕴义晦涩的石碑。不过，这个有护送之功的马宝，《清史稿》明确记载他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兵败投降，第二年春天就被车裂。但也可能此马宝非彼马宝。不管如何，若是这个当地人讳谈的“陈老太婆”真是陈圆圆，那这个爱情故事也算“圆满”了。“香火”得以延续，陈圆圆终不负他，“冲冠一怒”的吴三桂便是背负历史罪人的恶名，也应坦然了。
吴三桂以“全家白骨成灰土”的代价，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的爱情传奇。平心而论，这绝非他的本意。身为男人， 他“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没什么错。只是把亡国的罪过全归于他一人头上，未免有点苛刻了。而陈圆圆在这个颇有争议的事件中，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悲剧符号罢了。
美人地理
田弘遇府旧址现在的北京市张自忠路23号，就是陈圆圆住过的田弘遇府旧址。
吴三桂旧宅西单中友百货的北侧是东西向的小石虎胡同，胡同中有一座规模颇大的青砖瓦房院落，现为“民族大世界服装市场”。这里在民国时期先为北洋政府的蒙藏院，后为蒙藏学校。据北京地理风物专著《燕都丛考》记述，西单小石虎胡同蒙藏院原是吴三桂故宅。
“脂”点江山 第四部分
孝庄：匡扶大清的国母（1）
孝庄文皇后（1613—1687），名布木布泰，蒙古族人，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母亲、康熙皇帝的祖母，一生历经清初四朝。曾辅佐儿孙两代幼主，死后累加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因此史称“孝庄皇后”。
她受皇太极的宠爱吗？
她姓博尔济吉特，名叫布木布泰，蒙古族人，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
她的传奇故事从她12岁时嫁给比她大20岁的皇太极开始。早在她两岁的时候，皇太极就娶了她15岁的姑姑（名叫哲哲）为嫡福晋。天命十九年（1634年），在她嫁给亲姑父为侧福晋9年后，她26岁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了皇太极，正所谓姑侄三人同嫁一夫。
这桩关系复杂的婚姻，是“满蒙联姻”的奇特产物。当初，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了笼络骁勇善战的蒙古科尔沁部落，便极力推行“满蒙联姻”的政策，双方互相嫁娶，从清开国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即所谓的“北不断亲”。在清代，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尔沁部，而且皆属寨桑家族。根据《清史稿》的资料统计，从清崇德年间到嘉庆年间，六朝共有十二位公主嫁往科尔沁部，其中六位嫁入寨桑家族之门，可见孝庄的家族是承蒙何等“浩荡皇恩”了。正如《清史稿》载，“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
正是因为科尔沁家族的“外戚护戴之力”，才使得清朝得以一统天下，中外帖然。也正因如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她的姑姑哲哲被封为“中宫皇后”，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关睢宫宸妃”，而她则被封为“永福宫庄妃”。
从现有的史料分析，嫁给皇太极后，庄妃并不是很得宠。
在皇太极的五位正妃中，她进宫时间排在第二，可位次却列在最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她连续生了三个闺女，没有皇子。而且五宫中，她们姑侄便占其三，皇太极还要考虑政治联姻的平衡问题，加上她年纪太小，可能才对她刻意冷落吧。当时，皇太极最宠爱的人是比她大四岁的姐姐海兰珠。特别是海兰珠生了一个男孩后，皇太极更是异常高兴，特地颁发了清朝第二道大赦令：“今蒙天眷，关睢宫宸妃诞育皇嗣”这就是要把宸妃所生的皇子立为皇位继承人。如果不是这个小皇子夭折，历史可能因此而改写。后来，皇太极在外面打仗，听说宸妃病重，扔下将士不管，立即骑马回返，后来传报说宸妃已断气，皇太极竟悲伤不能自持，陷入迷惘中不能自拔。
庄妃为皇太极生下九皇子福临后，她的地位才稍有改观。《清史稿》记载：“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后人分析是庄妃“耍心眼”，将珍珠宝石藏在纱裙内，宫灯照耀下使其发光，制造一种神秘的假象罢了。后来进一步制造气氛，说梦见神人抱一男孩交付给她，并告知：“此统一天下之主也。”于是大家都说庄妃有呈祥吉兆，传至皇太极耳中，自然也非常欢喜。那时，孝庄25岁，已经懂得像她姐姐一样讨皇上欢心了。
她与多尔衮的爱恨情仇
孝庄之所以能够拥子登极，做皇太后，民间传说是因为下嫁给拥有兵权的皇叔多尔衮，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还不能下此论断。不过，在福临的继位上，多尔衮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初，皇太极猝死，没有遗诏，加上江山初创之际，诸王兄弟都战功赫赫，拥有兵权，谁也不服谁。当时胜算最大的要数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但两边势均力敌，谁做皇帝都必然激起另一方不服。豪格虽是皇太极的长子，但他是庶出。五位正妃所生的皇子中，福临为长，再考虑到孝庄宠贵的地位及强大的蒙古贵族背景，多尔衮便提议让福临继承皇位。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争执，终达成一致。这样，年仅6岁的福临登上皇位，多尔衮也如愿以偿地做了摄政王，而孝庄“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太后，时年32岁。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占领北京，他将两宫皇太后及幼帝福临迎到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入关后，多尔衮继续发兵南下，并节节胜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才是大清王朝实质上的缔造者和统治者。因此，他的摄政王也做得理直气壮。当时，皇帝年幼，他总揽朝政，居功自傲，甚至把皇帝的玉玺搬到自己的王府里使用。对此，孝庄皇太后只能一再忍让。从清宫档案的记录来看，他的称号先是“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又改为“皇叔父摄政王”，再过三年，定称号为“皇父摄政王”。后人推测，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
与孝庄皇太后同时期的明遗民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写道：上寿觞为合而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这首词写于顺治七年（1650年），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似有所据。但老一辈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里对此进行批驳，以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辞。而胡适先生认为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中“未能完成释皇父之称的理由”，但由于都没有更确凿的证据，遂成疑案。根据蒋良骐《东华录》的记载，在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亲到皇宫内院”，这些都说明多尔衮和孝庄之间关系非同寻常，但到底有没有嫁，就是个难解的谜了。
更值得深思的是，顺治对多尔衮的态度前后反差极大。多尔衮做了七年摄政王，在一次打猎时突然发病暴死，年仅39岁。当时，顺治下诏书以皇帝的规格来安葬他，后来又追封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升拊太庙。但第二年顺治亲政，马上翻脸，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说他独擅威权、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挟制皇上，“僭妄不可枚举”。一直“畏威吞声”的顺治终可以扬眉吐气，他把多尔衮原来所受封的爵号统统罢免，然后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