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第15部分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③周敦祥（１８９８—１９８０）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

　　　　１９２１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

　　　　④李振翩（１８９８—１９８４）

　　　　，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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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５０１

　　　　（如匡互生①）

　　　　，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②等人。

　　　　到五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约７０余人。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除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而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他内心希望学会树起一面主义的旗子，实际就是希望新民学会会员都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

　　　　从宗旨的革命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１０８人）

　　　　、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共产党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

　　　　①匡互生（１８９１—１９３）

　　　　，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

　　　　②刘清扬，（１８９４—１９７）

　　　　，回族，天津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１９２Ｏ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爱国妇女团体，投入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以及从事战地儿童保育，向解放区介绍输送进步青年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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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１新民学会

　　　　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

　　　　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①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创始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

　　　　与“振兴实业”

　　　　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尝试”

　　　　；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１９１９年底或１９２０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毛泽东曾参加过这个学会。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他写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经这样指出这个学会的弱点：“各方面——即如

　　　　①恽代英（１８９５—１９３１）

　　　　，江苏武进人。

　　　　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１９２０年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３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

　　　　１９３０年４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４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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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７０１

　　　　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

　　　　１９２１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分裂。”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１９２５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１９２５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毛泽东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宗旨，是１９２０年７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除经常讨论个人出处、立身行事、会务开展外，多是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以及探讨社会思潮和思想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

　　　　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将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１年初，他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参加这些通信的会员近４０人，内中有女会员七八人）

　　　　，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有发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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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１新民学会

　　　　起或序言，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标题和按语。

　　　　《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和一部分有关的“会外同志”。

　　　　第一集共１３封信，其中毛泽东的有３封。第二集共３０封，其中毛的有７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勤工俭学问题，求学方法，人生观、宇宙观的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以及会务开展，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７封信，主要是毛同蔡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三本《通信集》生动地反映了毛和他的战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思想动态，以及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初阶段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件中，感人至深的，就是以毛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毅然肩负起似乎是“老虎抓天，无从下手”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就决心在这夜气如磐、狐鼠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那样无私忘我，重视集体，既着重团体的作用，尤信任群众的力量；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现实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毛泽东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的“打基础”

　　　　，“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

　　　　，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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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９０１

　　　　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

　　　　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１９２１年１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１９２１年８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２、３号这三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忿的话，如说“要反抗”

　　　　，“要征服”

　　　　，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近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

　　　　五、略有不服善之处。

　　　　六、略有虚荣心。

　　　　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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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新民学会

　　　　察未必的当。

　　　　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馀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

　　　　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

　　　　兄以为何如？“

　　　　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

　　　　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１９２１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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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地活动。

　　　　１９２０年７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荡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关系，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