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第38部分

　　　　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１９６０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大跃进”

　　　　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

　　　　１９６０年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２５％提高到４０％，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

　　　　３倍，农业总产值下降２３％，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５５％下降到３３％。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不过增长２。

　　　　４％，１９５９年下降１３。

　　　　６％，１９６０年下降１２。

　　　　６％，１９６１年下降２。

　　　　４％，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增长７８。

　　　　８％，１９５９年增长４８。

　　　　１％，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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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增长２５。

　　　　９％，１９６１年突然下降４６。

　　　　５％，１９６２年再下降２３。

　　　　６％。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经过１９６１年８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１９６２年１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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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８２

　　　　倒柜而出“。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①对于“三面红旗”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８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８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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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①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

　　　　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

　　　　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

　　　　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

　　　　①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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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

　　　　，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

　　　　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我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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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

　　　　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

　　　　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

　　　　，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

　　　　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

　　　　，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构成了其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在经他审定和改写的十中全会公报①中，有如下两点：第一，进一步更改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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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都属于过渡时期。次年６月，经毛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发展了”大过渡“的观点，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①第二，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据此，毛向全党发出警告：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将以上内容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不久，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口号。这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断定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无不受阶级斗争支配。这说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系统化了。当然，错误的理论又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至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其区分与界限何在，这是没有说清也说不清楚的。以至于后来连农民打柴、捕鱼、卖鸡蛋、种自留地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要“割掉”。总之一切以“三面红旗”

　　　　、兴无灭资为标准，违反者即“走资本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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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道路“

　　　　，是“走资派”。

　　　　回顾历史，这时，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的摊牌，可说正在酝酿中。根据毛的分析和判断，于是十中全会决定开展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①稍后，又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这是根据毛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这样一句话而引发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过来又为错误的判断提供依据，使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对整个工作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反右派斗争开始，这种“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可谓愈演愈烈，党内党外，步步升级，终至于控制全局，无法回头。下面可以排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后，这种一步步升级的时间表：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向全党提出：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