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能够赢得胜利吗？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一位与我们合作更好的人来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吴庭儒和法国一起合作，实现中立化的目标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问题，即南越的政治危机已使美国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从而选择撤离呢？
·马克斯威尔·泰勒没有对那些不断传来的报告中的分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歧表现了人们对南越军事形势的进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腊斯克——最无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为美国工作着——失误于对国务院的严格管理，以及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监督。他也未坚决地参与总统召开的会议。
·而总统——我对他的责备最少，因为，他必须处理一大堆别的问题，范围包括从公民权利的纷争到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国会的批准——的失误则在于，没有将美国政府中的各个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们能够齐心协力。面对这一弊端重重的环境，他的优柔寡断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政府内还无发生此事的话，那么在新闻界，对中立化和撤离的赞成和反对却早已引起了辩论。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报刊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应当考虑中立化的建议，然而，新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却反对这两种选择，在六十年代早期，他从南越向《纽约时报》发回消息，并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这样写的： 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选择而言，其情况与一九六一年他们面临的事情完全相同；它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同样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首先，大量的言论已谈到了一个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立化当然并不是天方夜谭，瑞士、奥地利、印度，或者说甚至老挝，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方式声称：在冷战期间，它们既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战场，也不愿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越南迈向中立的第一步，将是撤离国内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将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产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从容地占据这个国家——或许为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两年。他们会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并且，如果河内愿意向我们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将成为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径。
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CBS的报道人哈里·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我回答说： 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 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 ·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P·J·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P·J·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贡时，他相信美国总是可以设法与吴庭艳共同相处的，而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则是极为危险的。然而，目前他已改变了看法。在过去的三年中，吴庭艳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应迟钝了。吴庭艳公开地指责着一切，既包括军队也涉及市民们。他对佛教人士的袭击已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霍尼认识到，要想使这一统治自由化，或改变吴庭艳的想法，已是毫无可能的了。因此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与这样一个政权在一起，它是否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呢？按照P·J·霍尼的观点，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尽管，他指出有迹象表明，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贡政治动乱的企图也落空了。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撤换吴庭艳呢？P·J·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他说：任何脱离这一政权的运动都具有极大的风险，并且，按照他的判断，无论是发动政变或者是进行暗杀，在对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上，都是半斤八两，很难对其作用进行高下之分。
最后，P·J·霍尼预测，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南越，那么，在整个亚洲，就不会再有政治领袖对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声称，这种信任的危机将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亚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与罗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阁下进行了交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静之下，“控制正在加强”，统治集团已建立了一个警察的国家，到处存在着暴虐的恶行。知识分子和学生们都将政府视为仇敌，一些人转向了越共，大多数则接受了中立的立场。P·J·霍尼曾经证实，河内已通过法国与吴庭儒进行了接触。阿斯塔阁下进一步指出，一旦吴庭儒攫取了政权，他将首先会驱逐美国人，然后，再断绝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他最后以不客气的指责结束了谈话，我对他的观点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国政府从未在对西贡的讲话中，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声音，这不仅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实意图。
第三次访谈是在九月二十七日进行的，约翰·理查森是这次交谈的对象，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他一直就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首脑。约翰·理查森告诉我，广泛的不满已潜藏了不短的时间，佛教僧侣的动乱正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情绪。他对夜间拘捕学生和浓厚的多疑气氛表示了特别的担忧。他将吴庭艳描述成一位爱国者，并对其道德品质极为尊敬，但是，他认为，他的助手们——尤其是吴庭儒——损害了他的声誉，并将他置于了死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约翰·理查森接着汇报说，吴庭艳最亲近的助手们也担心，危机将会导致高层将领们发动政变，尽管，约翰·理查森还未发现任何人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能够取代吴庭艳的位置。为了挽救南越，他谈到了自己的结论，美国必须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为，并且驱逐吴庭儒。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并对我说，“部长先生，我要求你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
终于，九月二十九日，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来到了坐落在天里（音译）街的嘉龙（音译）宫。这里距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我们与吴庭艳将在此会见，时间为三到四小时，随后将共进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陪同我们前往，吴庭儒则始终没有露面。
吴庭艳咕咕噜噜地说着法语，语调似乎显示出他的疲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在前两个半小时里，吴庭艳一直在夸耀他的英明政策和军事上的进展，并不时地起身在地图上指点着，我们无法插言，只能洗耳恭听。他显得神态自若、颇为自信，这使我感到内心很不是滋味。
这一独角戏式的演说终于有了停顿，这给了我得以说话的机会。我告诉吴庭艳，美国真诚地希望能帮助南越战胜越共。但也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美国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对战局的说法，并指出，军事上的确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谨慎而又带有压力地指出，动乱和由此引发的镇压，已危及到战争中的成果和美国的援助。因此，必须停止镇压并尽快解决动乱造成的有关问题。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我的主张。他说，新闻界对他的政府和家庭进行了恶意的诽谤，这造成了美国人对南越真实情况的错误理解。我承认，某些新闻报道确有失误的可能，但是也指出，无论在南越还是在美国，吴庭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再次反驳了我的观点，并指责那些学生的“幼稚、缺乏教养和无责任感，”认为，他们才应对最近的拘捕风潮负完全的责任。他声称，他对佛教人士的动乱给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过去，他对他们“过于宽容了”。这使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将话题硬拉到了吴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并未树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夫人那些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剪下的报纸，上面引证了她的某些评论。她曾对美国的下级军官们评头论足，说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小兵痞”。我告诉吴庭艳，类似的说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
从他的眼神和姿态来看，这时他开始明白我谈话的要点了，但他还是起身为儒夫人进行了辩护。“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说道，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存在着，在战争能够获得胜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马克斯威尔·泰勒概括了我的要点，并强调指出，美国人对南越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合乎情理的，吴庭艳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两天之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在一封给吴庭艳的信中，补充写道：“经过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国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动行动，将会减少演变为一些零散的活动。三角洲地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这一目标也将会实现的。然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将取决于某些条件（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指明的那些）的满足。”
然而，吴庭艳并未做出答复，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要点上，他绝未做出将响应和采取措施的保证。就像美国在我们会面时记录中写到的那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显得镇定自若，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希望以此来纠正某些误会。”
飞回华盛顿之后，在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P·邦迪的帮助下，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起草了给总统的报告。由于本报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过它。下列的摘录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当时所做的结论和建议，相比于重新的阐述而言，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结论·军事行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西贡（或许还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