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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进行更为激烈行动的建议。他们声称，总统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中已无条件地指出，“要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总统肯定不会不顾及人员伤亡的代价。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继续说，“为了取得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美国必须准备抛弃众多的自我设置的限制，因为它们目前已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并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尽管，这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这一备忘录并未回答，并且，在以后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备忘录也从未回答这些军事上的关键问题。
总统、他的顾问人员和我，也像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一样，忽视了这一问题，这是不能原谅的。我们的职位要求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没有主动提到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应该要求他们做出回答。小布鲁斯·B·帕尔默上将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担任了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成为驻越军援司令部的副司令，并于一九六八年成为了陆军副参谋长，他后来写道：“在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向总统或国防部长指出过，我们正在实施的战略方案或许会遭到失败，以及，美国将无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认为，这一批评的确合 情合理，但是，我们——他们的非军方上级——也犯有同样的失误，即没有强迫他们做出这样的估价。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提出的这些疑问，并找出它们的答案呢？我将还会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当时还承担了许多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成为我们失败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苏联对欧洲的威胁，这些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班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越南的危机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需要处理的事务，它只是我们盘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们在目标上也缺乏灵活和可变性，并且，我们从未对那些与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进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们就像一位内心充满了烦恼、肩背重负的行者，手里却攥着一张只标明了一条路的地图。渴望前进的强烈动机驱使着我们不停地前进着，却从未停下来去进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别的途径是否也会通向我们的目的地。
在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指出：“我们与南越人正在按敌人的标准进行着这场战争，”并且，“痛苦地受到了我们自己设置的限制的约束。”这些限制包括 “将战争保持在南越的边境之内，”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军的作战部队。”他们建议，我们应当放宽对战争的限制，这包括：使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从训练南越人转移到使用美军的战斗部队在包括南越和北越的地区里，进行战争。在长达两页半纸的文字中，这一建议实际上已根本改变了美国的现有政策，但仍几乎没有列举必要的理由或基本的分析。
成员们要求我与国务卿讨论他们的备忘录，我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向总统进行了简单的汇报。总统要求成员们提供一份详细的建议，在其后的一个月中，他们着手制定了基本的计划，其优先考虑的内容有：使用美国空军袭击“胡志明小道”（这是一套分布于丛林间的运输路线，北越使用这条路线途经老挝和柬埔寨进入南越），和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成员们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共大量的正规地面部队进入DRV（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但对莫斯科是否会发起“行动，即按照苏联的判断，这一行动将会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还有所担心。
成员们的计划中提到了战争到核战争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我还从未想到这一点。但是，从这时为开始——并且，贯穿其后的整整四年中——我已决定要尽量减少风险，这一风险表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将会导致中国或苏联的地面或空军部队与美军进行直接的对抗——无论使用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无论在亚洲或是世界上其它地区。林登·B·约翰逊总统与我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一些其它的理由外，这一担忧曾致使我们多次否定了某些反复出现的建议，在四年之中，要求更为迅速地加强空战和扩大地面战争的建议，曾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倘若总统接受了军界人士的建议，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而不是批准了那些较低水平的行动方案，我们就会阻止住南越的陷落嘛？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从未出现过。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扩大行动的规模将会给美国和南越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在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我谈到了这些问题，当时，我正在为我们在越南的进展情况进行作证。众议员哈里·谢泼德（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说，“部长先生，我非常钦佩你的坦率，在分析了你的呈述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在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上，除了采用我们能力所及的所有必要措施外，我无法设想出还会有其它的选择’。”他指出，在早些时候，我将我们的政策描述为一种对南越提供训练和装备物资援助的有限政策，然而，现在我却声称，我们将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我们实际上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始做出答复（今天，这个问题已很清楚）：“单独的军事能力是无法解决越南的所有问题的，或者说，在世界的许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我继续说道，“目前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众多的条件中，要想赢得这场战争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即一个强大、稳定、效率极高，并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和信赖的政府。”最后，我以下述结论结束了回答：“倘若，对我们力所不及的领域避而不谈，不坦言相告我们对此的担忧，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对国会和新闻界的陈述中，我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就说道，“南越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军事问题，其政治和经济问题才是其首要的问题。除非我们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引进这个国家，否则，绝不会有军事解决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压力，以及对我们行动的发展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已经在改变方针了。二月二十一日，总统通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我的批准之下，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已着手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加强对北越的反抗，这涉及外交和战场两个方面。”他还说道，我将于三月份前往西贡，以便听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意见，此行之后，“我们将做出明确的决策。”
同一天，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一系列反对北越的行动进行审查，这些行动旨在 “诱导该政府放弃援助和支持在南越和老挝进行的暴动和起义。”我询问了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泰国、南朝鲜或台湾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针对这些反应，美国的海、陆、空军将应做出何种姿态。基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他们与我们进行直接对抗的可能性——我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就应付这些问题而建立专门的计划机构。
三月二日，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中，他们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准备摧毁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在其港口中布雷，以及实行海上封锁。他们承认，针对这些行动，中国有可能以军事介入来做出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做出一种非核武器式的反应，将极有可能无法迫使中国放弃其行动。他们接着补充道，“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但是，即使这时，他们也未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的计划将足以阻止南越的丧失。
显而易见：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已认识到，他们的计划涉及美国政策的改变——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极力敦促，希望这一计划能够被采纳。
在这几个月中，南越的局势仍在逐步地走向恶化。政变之后，军政府夺取了权力，但它仍无法阻止事态的恶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伙年轻的军官在阮庆将军的率领下，推翻了这个内部四分五裂、缺乏工作效率的政府。华盛顿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推进这次政变，事实上，这不过代表着局势长期的混乱。这种局面使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焦虑和担心进一步加深了，他担心，政治上的长期动乱将会粉碎军事上的成果。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要使阮庆成为“我们的孩子。”
个头不高，长着一对鼓出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头上常常顶着一顶红色的贝蕾帽，阮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坚强、机智、敏捷，具有强烈的抱负，但也有些矫揉造作和虚伪。他只有三十七岁，曾在莱文沃恩的军营里接受过美军的军事训练，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和军长，具有广泛的军事阅历。但是，他对政治和经济事务则所知甚少，几乎是一无所知。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许多美国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国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仍认为他是南越将军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当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启程前往西贡之前，总统在白宫召见了我们。在他临别前的指示中，他说：“鲍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庆将军在一起，面带微笑并挥动着手臂，这可以向那里的人们显示，这个国家自始至终站在阮庆的背后。”
总统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对我来说，无穷无尽的局促不安则始终伴随着我。在三月中旬的几天里，只要美国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即可目睹我的风采——与一位正在进行竞选的政治家极为相象——我们周游了整个南越，从湄公河三角洲到顺化无处不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与那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阮庆将军一起，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面前，试图使他在其人民中树立起权威。由于我们仍然没有认识到，北越和越共的斗争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因此，我们也绝不可能意识到，鼓励人们认识到阮庆和美国的一致性，对于广大的越南人来说，极有可能仅仅强化了他们的某种观念，即，阮庆的政府并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是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支持。
处于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缚之中，我仍然企图避免误导公众的看法，使他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进展。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们于夏威夷停下来加油，这时一位记者问我： “你昨天引证事实说，目前越南的局势非常严峻，是这样说的吗？”我回答道：“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报告的那样，那里的局势非常严峻在三个月中，我们已看到了三届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这种政局的变化，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进攻、恐怖和骚扰的行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回到华盛顿四天以后，三月十六日，我对总统做了汇报，指出，自从政变以来，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严重的恶化。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政府的弱点已变得极为明显。由北越支持的暴动和起义正与日俱增，然而，最为致命的因素则是，阮庆政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的视察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阮庆绝没有宽广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识到此点，并非通过交谈，而仅仅通过大部分村民们无动于衷的面部表情，即可获知。进而言之，他对军队的控制似乎也是难以确定的。
我们再次讨论了行动方针的选择。由于多米诺式的效应，撤离似乎是无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几次场合中，这已有定论，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样，它仍不会得到众多的支持。我也探讨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结论是，戴高乐的主张将只会导致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得手，对于西方的安全来说，其严重的后果与美国撤离的后果并无二致。无人想到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戴高乐——就像我们从这种对西方的“冲击”中所得到的那样，他也会受到同样的损失——能够接受中立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国总统的公开言论并未涉及中立化的实质内容，因此，它只是一种缺乏严肃性的泛泛而言。在我会见了林登·B·约翰逊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 德姆维尔对迪安·腊斯克承认道，巴黎缺乏一个中立化的详细方案，并指出，法国也不希望南越陷落于共产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向戴高乐施加压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标，做尽可能的努力。然而，我们并未这样做。
我也向总统汇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告诉他，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计划已被详细地讨论了。就已得出的认识而言，此举可能会导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