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镇压。这一野蛮的举动招致了更为广泛的抗议活动，一些佛教的忠实信徒们甚至不惜自戕生命，采用了极其恐怖的抗议手段。我和华盛顿的其他人士均对此深感震惊，吴庭艳的统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八月底，形势仍然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按我的要求交上了撤离人员的计划。他们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危机尚未平息之前，美国的军事人员是不应该撤离的。他们建议，在十月底之前，不应就撤离计划的实施做出决定。
推迟实施该项计划的希望，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的重大分歧，他们就这一问题的看法分成了两派。在我们的使命上，双方并无分歧，均认为是，训练南越人以使其能保卫自己。但是，其中的一方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呆在南越，直到他们确实具备了这一能力，而不管这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另一方则认为，我们的训练应有一个既定的期限，期限到达后，即应撤离。倘若直到那时，南越人尚不懂得如何保卫他们自己，那么，将意味着他们是无法被训练的。这些分歧尚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直潜在地存在着，也从未被充分地讨论或解决。对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总统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来说，这些分歧将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作用。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整个夏天，佛教僧侣与南越政府之间的对抗一直处于暗中积蓄的状态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采取镇压行动。在吴庭艳的批准之下，吴庭儒命令一支精锐的部队于凌晨时分袭击了佛教的寺院。他们击碎了阻挡他们前进的大门，殴打那些企图抵抗的和尚们，并将数百人关进了监牢。
吴庭艳曾亲口向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再对佛教人士采取新的镇压行动了，然而，他却并没有信守诺言。与这种背信弃义行径出现的同时，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与巴黎的戴高乐总统有关。在初夏之时，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吴庭艳通过其兄弟吴庭儒已与河内进行了秘密的接触。戴高乐也从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报人员那里获悉了同一消息，他热衷于法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再度发生影响，并认为，此时正是一个绝妙的良机。他迅速发出了呼吁，希望越南再度统一和实现中立。我们还无法证实这些谣传的真实性，但很想搞清楚，吴庭艳是否想利用此点来要挟美国，以减轻因为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我们对他所施加的压力。
吴庭艳已不会再有机会上演袭击寺院之类的惨剧了。正是在这一周，我们对于越南问题上的所有决策者——约翰·F·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 ·A·麦科恩和我——统统同时离开了华盛顿，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总统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玛格丽特也在怀俄明州的特顿地区，进行一次短暂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尽管，我们的住地是有电话的，但是，由于离开的时间较长，就像我平日离开华盛顿时那样，我授权我的副部长来处理一切事务。
八月二十四日，有关暴力行为的情报潮水般地向华盛顿涌来，几位留守在华盛顿的军官认为，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利用它来打击吴庭艳的统治。当天，美国已开始部署一次军事政变，我认为，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执政期间，这是关于越南问题的重大决定之一。小罗杰·希尔斯曼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他接替了W·埃夫里尔·哈里曼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小罗杰·希尔斯曼精明能干、勤于钻研、颇为健谈，是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了游击战争，并在后来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和吴庭艳在一起，我们是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的，故必须除掉他。
小罗杰·希尔斯曼给我们驻西贡的新任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起草了一份电报，这正是行动的开始。电文从一开始即对吴庭儒的行为进行的严厉的谴责： 显而易见，无论是军队建议实行军事管制，还是吴庭儒欺骗他们进行了这次行动，吴庭儒都是利用他的强权去砸碎了那些庙宇吴庭儒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一个统治者的位置上，这一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美国政府绝不能容忍权力落入吴庭儒的手中，吴庭艳必须要表明，他与吴庭儒集团没有联系，并任用合适的军政人物来取代那些人的地位。
倘若在你做出努力之后，吴庭艳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接受，那么，我们就可能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吴庭艳本身也不能被继续保留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让那些军队的要人们知道，美国已经发现，继续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支持GVN（越南政府）已无可能了，除非立即采取有关行动（释放被捕的僧侣人士），我们认为，这是清除吴庭儒影响的必要措施。我们希望能给予吴庭艳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撤换吴庭儒及其同党，如果他执意不从，那么，我们将接受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我们对吴庭艳的支持已到此为止了。你也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军界的首脑，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政府崩溃期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支持。
与上述的行动相一致，大使和工作人员应紧急行动起来，选择各种可以替换的领袖人物，并对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撤换吴庭艳的手段和方法，拟定详细的方案。
小罗杰·希尔斯曼完成电文之后，八月二十四日，W·埃夫里尔·哈里曼批准了这一电报，他新近升任了副国务卿，主管政治事务。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立即向在海恩尼斯港口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发去了电报，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长的儿子，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文中说道，“（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和国防部正在传阅该文件我们想知道，是否您会阻止这一行动。”
电文的支持者们决心在当天将电报发往西贡。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找到了乔治·鲍尔，并要求他给在科德角的总统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回答说，如果他的高级顾问们意见一致的话，他将同意发出这份电报。乔治·鲍尔立即给在纽约的迪安·腊斯克打电话，并告诉他，总统已经表示了赞同。尽管对此事并不十分热心，但迪安·腊斯克还是批准了这一行动。与此同时，W·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寻求中央情报局的意见。由于约翰·A·麦科恩不在，他与主管该问题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进行了交谈，尽管，其并不表示乐观，但也像迪安·腊斯克一样表示了同意，因为总统已经同意这样做了。
同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也打电话给在家中的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并同样向他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看到了电文，并一致同意。
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想法与我大致相同：我们均对吴庭艳政府日益加剧的镇压行为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对找到一个更满意的政权来取代它仍然没有把握。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是，在说服吴庭艳改弦更张上进行努力。在军事上，我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顾问人员、设备和金钱，这使我们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并且，对于我们而言，南越政局的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扬言减少对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减对他的援助，通过一定的时间，来使他放弃那些毁灭性的行为。
尽管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批准的程序似乎已成定局，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也只好投了赞成的一票。然而，他对此举仍然十分担忧，怀疑情报的可信性，因此，在电报发往西贡的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给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见到的人中，马克斯威尔·泰勒是军界最有头脑的地缘政治学和安全事务的顾问。他们这一代军事将领从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戎马生涯——就像我前面说道的那样，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国家对军事完全忽视了，人们对军人的态度如果不是蔑视的话，至少也是漠不关心的。马克斯威尔·泰勒是一位战争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了第101空军师，并在既定进攻日的凌晨，率领该师空降到诺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能说六或七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和朝语，并且，他已出版了两部关于军事问题的著名专著。
小罗杰·希尔斯曼的电报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电报已被批准并发出。马克斯威尔·泰勒知道，这标志着我们对越南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此外，这一做法与他原先认为正确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后来他说，如果不是那些在华盛顿的反吴庭艳小集团在高层官员缺席之时，玩弄“极其恶劣的规避花招”，这一电报是绝不可能被批准的。
总统很快就对电报的发出感到后悔了。在后来的年代里，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谈话中回忆说，他的兄弟视这一决定为一项重大的失误。博比·肯尼迪解释说： “在周末的科德角，他过于迅速地做出了这项决定——他以为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务院的人们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实上，只有留守在白宫的W· 埃夫里尔·哈里曼、小罗杰·希尔斯曼和迈克尔·福里斯特尔清楚此事，而他们又都是这一行动的坚定拥护者。”
在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眼里，该电报代表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花招，我对此却不持相同的见解。众所周知，小罗杰·希尔斯曼有时喜欢脱离正常的官方渠道来行事，就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样，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也听之任之，这正是导致这一失误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为此事的出现感到震动和悲痛，因为我意识到，就在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们正为如何使吴庭艳体面下台而绞尽脑汁之际，最终导致他的垮台和被谋杀的行动却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对替换吴庭艳的人选做仔细的审查和估价；在试图说服他改弦更张方面，也未采用深思熟虑的手法——选择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况且，我们过于热衷于关于吴庭艳地位的辩论了，以致于忽视了戴高乐的建议。在前一年中，老挝的问题就是以实现中立化而解决的——假如吴庭儒和法国也能在越南实现这一方案呢？我们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过，它们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
电报到达西贡之后，事件开始像瀑布一样接踵而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次日收到了它，随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如何组织这次政变。他做出决定，美国官方将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来负责这次行动，它已经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挥。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指示他，发动一次行动，将吴庭艳从南越领袖的座位上赶下去。
当时，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仅仅两天时间。他曾是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并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一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顾党派之间的分歧，在其马萨诸塞政治宿敌的政府中忠心工作，这使我对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认为，他过于高傲、自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在尚未抵达西贡之时，他已声称，他将政府惨无人道地镇压其人民的行动，视为一种可耻的举动，并特意列举了对于佛教徒的残酷镇压。有关吴庭艳与北越人秘密接触，企图使其国家脱离美国走向中立的谣传，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烦意乱。电报到达之后，他的理解与电文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这是一道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达的命令，旨在策动南越军界人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事实上，如上所述，电文并没有准确地告诉他这样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布了紧急的指令，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首领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员，与西贡的陈天谦（音译）将军和波来古的阮庆将军接触。他们对这些将军们说，吴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须被清除掉，而吴庭艳的去留则可由他们来决定。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我们的动作则是迟缓的，我们仍在争论，是否应策动一场军事政变来打击吴庭艳。争论并不是一场鹰派与鸽派之间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南越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这种稳定性。这场争论持续了长达几个月之久，始终没有公开。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在西贡的记者人员连篇累牍地发回了指责吴庭艳的消息，并不断地分析政府对越南的政策，而华盛顿的记者们却从未披露过我们的争论。
约翰·F·肯尼迪对新闻媒介极为敏感，这是他与其前任们显著不同的差别之一。他喜欢那些新闻记者们，并十分欣赏他们那些坦率、富于想象、颇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时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们的智商和学识，并认为，他应该对此给予重视。由于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响他们。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宫的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对寺院袭击的新闻报道。这是那份电报发出后的第一次白宫会议。他说，他认为，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确令人憎恶，但是，他们也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了大量的事情，这是不容抹杀的。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新闻媒介的压力，”就决定消除他们。马克斯威尔·泰勒说，他反对进行军事政变。他指出，南越在吴庭艳倒台后，军队将会分裂，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考虑，选择军队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袖。
然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贡的时间太短了，只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过礼节性的会见。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该向吴庭艳谈论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允许”他继续掌权的话，我们希望他做些什么，以及，为了使他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