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在官府监督下由私家自办“义塾”。1733 年北京开始许可恢复书院，但仍由官方控制，以帮助学者准备考试。1750年半官、半自主的书院开始在高级官吏主持下纷纷成立。这种书院里学习的东西，无非是训沽和经书。到1800 年，特别在长江下游各地，成立了几十处这类书院，还对学员提供律贴，设有图书馆，在官方直接控制之外从事严肃的历史和经典研究。
这种多半自主的学术事业，成长的关键是高级官吏的赞助。他们的财力足以吸收一些有才能的学者作为他们的“幕宾”来编纂学术著作。代表这种趋势的楷模人物是阮元― 一位精力充沛的藏书家和编纂家，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广州任所曾建“学海堂书院”，主持编纂了很多有意义的书，例如《 皇清经解》 共3 印卷，重刊了清朝75 个作家的150 部评论经典的著作。阮元刊刻这类经籍、注疏、辞书等，雇用了一大批学者，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从事外贸、家资殷实的“行”商。
这一批批学术著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见解呢？简单说来，18 世纪的复归经典古籍是为了对抗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的枯燥无味的哲理道德说教。这种以新面貌出现的学说被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宋代理学；它的特点是在填密的考证基础上对经典著作给以文字语言学的批判。例如考证发现丈尚书》 中不少章节是后来伪造的腰品或从其他书中插进去的。这的确是新闻，好像基督教圣经研究中发现（死海书卷》 和《 圣言录》 一样。它打破了儒学正统的束缚。特别是汉学研究者使用了“今文”经书，就是后汉时发现的老版本。
重视考证工作刺激了强调道德原则的宋学的复兴。在清代汉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汉、宋时代学术中的折衷主义倾向，使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学者不仅关心和外国接触后发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心这个时代命运显然日趋危殆的问题。
魏源是一个有汉学渊源、面向西方、讲求治国之道的卓越学者，所以他的生平是颇令人省悟的。从1813 年到1821 年八年间，他靠政府傣禄在北京学习，后来他通过自己对经典著作的研习，参加了“今文”学派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宋代学者主张的历史以有高尚道德的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的论旨。1825 年，他开始编纂清代关于治国的主要著作。清朝官吏和他们的幕宾（顾问）们的文章谈到了行政管理上各种棘手的何题，特别是财政方面，诸如食盐税．或田赋、或运河的粮运系统等问题。在国运显然衰落时期，道德方面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同样重要。魏源在应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参加了运到北京的贡米不再经过运河而绕过山东改用海运的努力。魏氏还协助改良食盐公卖制度，以使海盐从长江以北海岸运销至内地。为了防止走私，降低一r 盐价。
他钻研的另一个问题，是乾隆皇帝进行的十大战役' “一全之武功”）。自1829 年起，他撰写了＝部乾隆的军事史。这件事引导他关注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背景，帮助他为写《 海国图志》 一书做了准备。这是一部：有助于战略思考的、有广泛影响的地理著作。清朝的国策家们过去总认为，对外贸易和对外商的管理仅限于亚洲内陆，现在开始注意起沿海来了。这就使魏源成为林则徐在）’洲控制鸦片贸易时的莫逆之交和盟友。不过魏源关于海外诸国的著作，虽然注意到欧洲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军炮火对东南亚的人侵，但他似乎接受了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处理。他认为这是清朝对英国的有用的绥靖（安抚），而不是英帝国插进中国的一个楔子。要使他想到海上列强的问题，那时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还有一个人比他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就是福建巡抚徐继金。他利用外国传教士乎中的地图和资料，于1848 年编写了一本关于各国历史地理的系统记载。他写道，英国在明朝中期曾在美洲殖民，后因课税过重丧失了那块殖民地，但它保住了印度，又侵人东南亚。“英国人口繁密，而粮食不足。他们不得不进日粮食有49 万人从事纺织，纺织机器为铁制，由蒸汽推动，故可自动运行。”英国600艘战舰中有100艘蒸汽轮船。他还说：“蒸汽机正在美洲利用起来，甚至用之于铁轨上拖拉车辆。”
对普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徐继舍关于地球的见解比核物理对我们都新奇得多，而且是同样令人惴惴不安。在统治阶级中间，那些懂得外国事物的人们和大多数仍然埋头在经典和科举考试的人们之间的差跟日趋扩大。有些显赫的官吏罗致了一大批能干的年轻专家，有的出国留学，学会了外语和各种学问。
这种努力开始的时候，正碰上大灾难来临的时刻。从18 印年开始的4O 年是巾国革命明显的孕育时期― 旧的制度似乎又要运行起来，西洋的方法有些己采用了，而中国的进步比较起来是如此之迟缓，以至于变成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帝国主义列强互争雄长，到1898 年达到可怕的高潮。这～时期以19 阳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而告终。显而易见，这40 年中国耽误了时机。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 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在整个加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最初是在社会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答案。简单地说，中国在各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这部分地是由于她的迟缓，没有及时结束这个古老的帝国。问题出在内部。
但到19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问题出在外国列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既然很多外国人都公然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各方面都没有异议。这几十年中又看到中国外缘的殖民主义势力接踵而来。缅甸和马来亚被英国攫去，越南被法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明显之至，不容否认。
这些不同的解释性理论，在加世纪加年代两代人中争论不休，终于以“既有 又有”的两可公式告一段落，就是：内部的疲弱招致了外国的人侵，正如2 又幻年前孔子早已说过的。真正的争论在于两者的比重和它们影响的先后因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我们对中国内部的知识多了。我相信时间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
这种看法怎样应用于1861 一1894 年时的情形呢？这个时期开始时是满汉两族共同领导的局面。在北京朝廷和地方各省，都同意一个总的方案：一面绥靖英法侵略者，一面镇压国内的叛乱。很难找到变疲弱为强大的事例，虽然有一些，但那是以牺牲中国百姓为代价的。在19 世纪印年代的中期，太平军一度恢复攻势，深人长江三角洲，进占杭州和苏州，威胁上海；而在同时，英法联军以200艘舰艇迫临天津，进一步攻打北京。面对这个双重的灾难，满族领导执行了一个干净利索的双重绥靖主义：他们终于授给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最高指挥权，废止了不让汉族文官指挥外省军队的老规矩，同时接受了英法两国进一步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和允许外国传教的要求。正如他们在最高御前会议所说的，叛乱是“病症”，洋人不过是四肢的伤患而已。（当然，后来蒋介石在加世纪30 年代和器世纪40 年代对于日本的侵略和共产党的反抗问题，也类乎是这样说的：“先安内，后攘外。”）英国人所要求的，无非是做买卖，所以就让他们的鸦片买卖合法化吧。他们要求在长江内地通商，一旦太平军平定之后，也都答应了。太平军顽固禁烟，故应加以消灭。
美国和英国的雇佣兵如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的华尔之流，被雇来使用轮船和洋枪洋炮，并以水陆两栖战法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英法的要求在北京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就放弃了中立政策，听任他们的军官如戈登之流攻打太平军。尤其重要的是，外商把快枪和榴弹炮卖给清军。英法联军糟踏了北京后，回师保卫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于是帮助清朝免于灭亡。
清朝就是这样在19 世纪6O 年代在外国协助下得到复兴，同时仍旧鼓吹道德统治的传统意识形态。曾国藩除在上述屠杀太平军俘虏时保持镇定之外，仍以他的令人羡慕的品格和专心致志忠于孔子正心修身的理想为准则，定下了复兴的调子。
他在1862 年写信给他的接班人李鸿章说：“夷人的事是难于处理的，但根本原则不外孔夫子所教导的四个字― 忠、信、笃、敬？ ，一信者仅仅是不说谎话而已，但做到却极不易
“孔子说，‘如你能治好你自己的国家，谁还敢侮辱你？’如果我们是团结的，严格的，清醒的，而且办法很多，洋人自然不会侮辱、欺负我们。”（显然可以把王朝的命运托付给他了。这样一个用孔子的道德教育出来的人。）
“你和洋人交往时，”曾国藩告诉李鸿章说，”你的风度、神态，不可太高傲；你要做出轻松、随便的样子。他的侮慢、欺骗、蔑视一切的态度都被你知道了，而你还做出愚鑫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似的。”还有什么比这些话更好的教导― 教人把骄傲掩饰起来，安抚一个侵略者呢？在朝的满族人引据古人的话说：“当暂时迫不得已时，要讲和平和友谊；你的实际政策是战争和防御。”王朝和它的汉族统治阶级是一丘之貉。
曾国藩于1872 年死后，犯年中继任洋务的是李鸿章。他身材高大（六英尺以上），是一个绝顶聪慧的现实主义者。他热心负责，善于掌握权力。他致力于可能办到的事并在那个限度以内工作，因而成为当时首要的现代化人物。李鸿章本人虽然到t896 年他的晚年才到外国转了」一圈，但他从他的部队得到洋枪一开始，就懂得了洋玩艺儿是中国国防和生存的关键。他成为北京100 年后邓小平副总理称之为“现代化”的首要主张者。
李鸿章的父亲是1838 年与曾国藩同科取录的。李鸿章会试中贡士后，至北京拜曾为师，1847 年殿试中进士，19 世纪50 年代初回家乡合肥组织团练，一与太平军作战，效法曾国藩在湖南所为．后组成淮军。1859 年参加曾国藩幕府，作为曾的秘书长，起草他的文书。当清廷于l 色的年最后不得不将最高指挥权授一与曾国藩时，李的机会就来了。
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以曾的湘军为模范组成淮军后，1862 年用流亡绅士租的七艘洋轮运送他的军队到上海，39 岁时摺升江苏巡抚。当时的上海正是中外关系的支点。他在上海发现那里是英法军事根据地，外国军队比中国军队装备训练都好。这样的军队是可以接管中国的！他真的害怕“官民的心早已归附洋人”了。他觉得自己“如履薄冰”。上海能不由洋人接管么？他急忙购买洋枪洋炮，武装他的淮军。在两年间他有了4 万军队、1 万支步枪和使用36 磅重炮弹的洋炮。他取得西方和他共同反对太平军的合作，但他不张扬。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晚清的基层活动中崭露头角的。他首先取得一个士大夫的资格，然后底得指挥军队的信任。他的淮军协助包围和扼杀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接着在19 世纪60年代后期消灭了造反的捻军，后者的骑兵曾在整个华北扰攘不停。他继续购置洋枪，设立兵工厂，训练新军，从此使清朝政府对不满的农民处于压倒地位。同时，英国在香港和长江商埠的炮舰和驻军，几乎也变成中国实力结构的组成部分，为了外国的商业利益而协助满清政府维持政治秩序。
由曾国藩推荐的长江各省督抚代表新一代忠于清朝的汉族官吏。他们指挥军队，使用洋枪洋炮，利用各种西洋办法强化中国这个国家，同时防止各种叛乱。太平夭国和捻军变乱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满汉之间、中央与各省之间，保持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各种创新活动都是在满清王朝掌握着官吏任免升迁的特权和国家财政大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
在同一个时期，清王朝的利益和英国在东亚的非正式帝国的利益，被一个很讲效率又不麻烦别人的爱尔兰人赫德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建立起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帝国海关税务司。1842 年以后，外国商人享受中国法律管不了的治外法权的特惠。清朝税务官员看到与其勒令外国人向皇帝交税，不如跟他们同流合污、分享利益更合算些。这就使条约规定的关税成为笑柄，外贸则听任中外合伙营私舞弊。但是1854 年，上海的外国领事们安插了一批外国检查员在清朝的税务司里。他们认真地估算税收。根据条约规定，这种制度要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在1863 到l908年期间，赫德总税务司负有估算和汇报全部关税的责任。他雇用了一批外国职员（大部分是英国人）做这件事。这么一来，倒使北京有了可靠而且逐年增多的收入，比它自己的官吏更靠得住一些。
赫德是一个个头不大、文雅的年轻人，头脑聪敏，有文化敏感。在1854 一1858 年四年间，他在不大热闹的宁波任副领事兼翻译，作为见习生，他学会了中国话和同中国官吏打交道的规矩习惯。后来在英法联合会通过1858 年被俘留用的倒媚的中国官员管制广州期间，他被调去担任该会秘书。1863 年赫德辞去英国官职，到北京任总税务司，当时赫德刚28 岁，已是一个能接近清朝廷枢府内部的人物。儿皇帝的叔叔、掌握政府实权的恭亲王刚30 岁，这两个年轻的非汉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世界）发现他们自己共同面对着中华帝国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公使巴夏礼，是依靠炮舰外交对中国人吹胡子瞪眼睛的”上海通”洋人的宠儿，也是有名的帝国主义积极分子。赫德跟他不一样，是一个专心支持中国利益（当然按照他的看法）的人。虽然他是海关税务司的独裁者，他却不忘记自己是清朝的雇员，并且具有曾国藩教导的一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