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般进来。那些已经在中国建有据点的当地传教士更前进一步，例如原来办普通学校的现在办起大学来了。没有被义和团杀死的传教士成为显赫人物了。每个省都有他们在工作，传播西方医术，特别是外科医术，吸收女生人中小学，鼓励禁烟和天足运动，教育青年们怎样开会、讨论，并且以他们在外国的经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基督教会在20 世纪初到2D 世纪3O 年代是在中国称心如意的时期。虽然他们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当能干和有生气的中国基督教会，但恐怕最后追溯起来时，他们间接的社会影响比起他们传播基督教来，会显得更有意义、，
不过，尽管外国活动是一种刺激力，不论消极方面也好（如外国侵略），积极方面也好（如外国知识和制度），中国现代史毕竟是“中国造”的，不是外国造的。20 世纪初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虽然这一兴起耽误了很久，但它毕竟是蕴藏在社会及其传统内部的中国文化意识的产物。它接受了汉化了的满族王朝，但不能接受通商口岸城市（商埠）中西方事物的存在。由于治国之道的传统，加上外国的榜样，“自强”运动起来了，接着是革新运动，再接着是义和团。但是无论是行政官僚，还是急进的学者，都创造不出一套新的秩序来应付中国的需要。在这方面，农民起义者更连试都没有试过。到了1900年，许多人都洞若观火：打破旧秩序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
自然，革命是要由民族主义加油助燃的。在世界各国纷纷扑在她的身上时，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保持住政治实体的问题。但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象征着更多的东西。它准备去迎接外国的挑战并对之做出反应，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海外经商的华侨自中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特点，但他们在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中通常变成了少数派。只有国势衰弱时期，例如以杭州为首都的南宋时代，一面临海的中国才会认真对待它的海外贸易。其他时候，如元、明、清各朝代，战略兴趣通常总是集中在中亚细亚内陆方面，敌对势力也总是从那边来的。但是在20 世纪，首要的威胁无疑来自海外，对付这种威胁的领导力量就从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了。所谓海外力量，在现代中国，一部分由通商口岸（商埠）组成，一部分由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17 世纪明亡以后，越南曾接受过中国的难民。大约同时，逞罗以贡米名义向中国南方运销大米，华侨商人在遥罗的对外贸易中取得了优越地位。后来欧洲人占有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新加坡后，华侨社会飞快地发展起来。特别在东印度群岛，华侨变成了荷兰统治者和广大的爪畦人民群众之间的中间人。根据英国的记载，印度支那的鸦片生意非常发达，印度的鸦片大量流人东南亚各地，其中一部分经华侨之手。
中国人散居到美洲新大陆，是在大量移居到东南亚之后。他们立足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在美洲的环境中他们不能成为商人、梢客或像在东南亚那样做政府的其他助理人员，而大部分限于体力劳动，如帮助修建铁路或在大陆各地发展洗衣业和餐馆业。苦力劳动者在旧金山、温哥华、古巴甚至美国东岸建立起唐人街。在外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领地，刺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在他们中间很容易找到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
到19 世纪末期，所有东南亚口岸的华侨都建立了商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学校和秘密会社，他们的社会因此而团结得很紧。这样，在［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孙中山和康有为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热烈的拥护。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从海外回国之后，不应再砍掉他们的脑袋，而是应该教化他们，使他们对中国有利。领事官员开始派出，有时还派政府代表团，同革命者相竞争。
海外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情况，现在刚刚开始有人研究。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了中国报纸和舆论界，它们由商业界主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华侨势力发展到大陆，并在实业发展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为见证。随着20 世纪革命的进展，华侨中有些会讲英语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如1926 年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原是特立尼达的华侨。在条约规定的商埠，不少华侨找到了发展事业的机会。例如宋艘如（宋庆龄的父亲）就是从美国回到上海，做基督教的传教士，不久又从事出版和其他事业，同时安排了他的子女在美国受教育。
在洪秀全开始罗致拜上帝会成员5O 年后，孙中山（ l866一1925 ）成为最卓越的反满革命家。时代变了，外国的― 实在说来，是基督教的― 影响对于这些领袖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是在广东省香山县长大的。该县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和外国人接触最早。很多华侨和有才能的人是从这里到国外去的，例如李鸿章的管家唐廷枢，就是从这里到商埠去的。
这个地方有反满的传统。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民间就盛传太平军的英勇事迹。孙中山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反对，洪秀全就推翻满清王朝了。孙中山西化倾向的一部分是当了一名基督教徒。他于1879 年13 岁时跟他的哥哥一起人植香山奥兰尼学校读书，并在那里人教。这个英国圣公会办的学校那时的气氛是争取夏威夷独立，反对与美国合并。孙氏以英文班第二名毕业，准备人奥阿厚专科学校进修，这时他的哥哥怕他完全洋化把他送回国内。但是孙氏在家乡反对本村祭祖敬神的迷信，因而被驱逐到香港。1884 年他在那里受洗礼，参加公理会，并入何启博士办的医学院学习。何凯博士曾在英国学习医学和法律，并娶了英国女子为妻，是一个早期赞助中国改革的人。
在国外的经历很自然地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同时，他在学医的时期又研习了中国的经典著作。他是农民出身，又有西方的教养。他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归根到底，基督教对他的事业犹如对洪秀全的事业一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他的根本动机是民族主义。
同19 世纪势年代相比，19 世纪吩年代的中国是迥然不同了（当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商埠城市纷纷崛起，街上到处是人力车― 一种日本发明的用齿轮滚珠转动，由报酬低廉的车夫拉着跑的人力车。工厂、火车和轮船上用的蒸汽机通常是进口的。同欧洲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外国人和他们的设备到处可见。居民区里有英国式草坪、花园洋房、马单和赛跑的小马，有外国银行、商行和俱乐部。侍候这些住在中华帝国的新贵族的，是扩大了的服务行业和职工。在香港，那些洋老爷已经可以用缆车达到雾渝漾的山顶别墅。从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来说，中国社会现在出现了新的通过别的途径上升的人物，首先是那些替外国人服务、在商埠的洋行工作的仆役或买办，或者是拉人力车的、传话的、看狗的。很可能后者引出了后来上海外滩公园门口设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们常常提起（但从未拍过照？）的告示。那个告示的目的，至少是防止外国人的狗在没有看狗的中国仆人牵着时弄脏外国人的草皮。
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原有的儒生一农民一手艺人一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现在商人绅士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正像官吏和商人的身份笼统地称官商一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从事纺织和烟草制作，工厂工人阶级开始产生，虽然他们还不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新的学校制度、教会学校的出现 总的说来，城市生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新闻记者，这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新专业。孙中山本人正在把自已铸造成一个新的角色― 职业革命家、政党组织者的先驱。
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有时候他和三合会之类秘密会社的强人通力合作，有时候同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合作，有时候跟美国传教士、中国留学生、华侨商人、共产国际代理人以及军阀合作，总之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平淡无奇，他的演说却不错。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看来简单得惊人。孙中山身体单薄，个子中等，他似乎知道他是为了一个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事业而工作，而人们也是为此而尊重他。他有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吸引力，在“努力”这一项肯定能得“A “等成绩。尽管他多次失败，国民党后来还是认他为建党人。他们那时需要一个列宁那样的人物。他的《 三民主义》 演说集是作为一思想理论编辑出版的。凡是编辑过政治演说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它们不是《 葛底斯堡演说》 （1863 年美国总统林肯提出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
归根到底，孙中山在革命界享有年资，即享有由中国人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威信积累起来的资历。他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不断学习。1894 年，他带着一篇并不惊人的长篇改革建议到天津呈递给李鸿章；但李太忙，没有接见他，于是他转向了革命。
孙氏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兴中会，是1894 年在夏威夷和100 个华侨会员建立的，当时夏威夷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合并夏威夷是1898 年）。孙氏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接着他于1895 年在香港成立总会。他希望利用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国内混乱的机会，发动革命。
作为掩护，他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农业研究会并利用了一家基督教书店。主要的行动计划是由一群三合会秘密会党的成员，带着写有“波特兰水门汀”字样的炮筒，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于1O 月26 日黎明夺取总督衙门，杀死官吏。同时在附近埋伏的人将前去会合行动。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博士事前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发表了支持的言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当局接到了密报。会党成员们乘划子晚到了一天，警察将他们抓了起来。起义失败，没有被捕的人都躲了起来。这件事给孙氏的教训是：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阴谋鼓动群众起义，很容易引起人们回忆太平军的往事。孙氏逃到了日本，清政府悬赏通缉他，他变成人所共知的领袖。“野火”没有烧起来，但可能比过去大了。
孙中山1896年去伦敦时，被人“盯”上了。他很快被逮捕，在中国公使馆禁闭了12 天。在他作为一个“疯子”被送上船回国之前，他偷偷送出一封信给他在香港的医学教师。这位老师向伦敦警察局、《 泰晤士报》 和外交部打了招呼，才把他释放。这个国际事件立刻使孙中山成为著名人物，也使他相信了自己的革命者命运。在英国的九个月里，他也像马克思一样，成夭在大英图书馆拼命读书，给报纸投稿，还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 伦敦蒙难记》 。在英国这一段经历对他很有好处。香港政府那时和现在一样，不准人们以香港为根据地搞反大陆的活动，因而把孙驱逐出境五年。他可以过境，但不得停留。
1897年孙氏回到日本时，他已是遐迩闻名的人物了。热情的日本青年泛亚细亚主义者正在物色一个他们拟加以帮助的、能使中国革新和现代化的中国领袖。孙氏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一个理想的盟友。他取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中山”，留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日本人。泛亚细亚主义者中有些日本的扩张主义秘密会社分子，这些人很活跃。他们在l898 年也欢迎从北京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和孙开始时似乎可以合作，可是康有为说不行。和这些主持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著名领袖比起来，孙中山倒是一个后起之秀了。康、梁的“保皇运动”很快和孙唱起对台戏。事实上他们向华侨募捐在中国闹革命，比孙还胜过一筹。1900年当举国动乱之时，康、梁的党徒和秘密会社曾计划在汉口起义，但被张之洞发觉后挫败。
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在中国南方扎实地工作起来。他们选择了香港新界附近的一个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沿海村庄，集合了三合会秘密会友，这些人都是客家人。但和过去一样，起义功败垂成。原来预定从日本来的武器没有运到，清军先赶到了。惠州战役打了两个星期。农民来参加了，打了军队的埋伏，给了起义者一些武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又回到日本，依然把外国军火偷运过来，交给秘密会社打仗，但这种做法始终未成功。
现在，一种具有更大活力的因素在日本出现了。中国新一代儒生一官吏领导人物群集到东京。成千中国留学生― 半数由各省公费选派― 年复一年地聚居在东京神田区。他们在那里很快懂得了民族主义。日本儿童常常讥笑他们不合时宜的辫子和长袍，他们感到中国的贫弱和羞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崛起，可是他们像在北京一样都有本省的吵域之见。尽管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团结的社团，对中国的命运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已不仅仅是借用外国方法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
当时借用西方的、包括日本的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涉及选择什么来适应中国的意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举例说，当严复翻译亚当？ 斯密、穆勒和赫肯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时，译者强调自由原则的价值不在于争取法律下面的个人自由，而在于通过各个人的努力以创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
同样，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也表现在梁启超的著作里面。他作为新一代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