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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某些孔夫子的原则和深奥的价值，在进化当中仍然会存在下去，它们只能慢慢地改变。按照这种看法，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器而已。梁启超对于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看出在这个和会上，中国的权利被人抹杀，显然财富和武力胜过了真理。他的宇宙观迈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国，感到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缺乏一种正当的集体观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学至上和着重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结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
在另一方面，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义。简单说来，宗教在西方虽曾在国家与教堂二元领导下，却与政治是分别开来的。可是在中国，孔教国家却包容了文学、哲学、政治和国家对皇帝的崇拜，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1911 年革命以后，各省都纷纷成立了孔教团体，力图使中国传统的精华永远传流下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可利用的计谋而不是基本的原则。
另外一种看法，坦率地说，就是玄学，或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性和机械学，都不能包容心灵的直觉生活。这里显然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把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对立起来。这种论点在20 世纪20 年代发展成为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争― 这时的玄学恢复了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 ．心”和“物”的争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方式下进行的。主张现代科学可以导致较好生活的人们，虽然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胜利，可是他们却无意识地给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胜利而铺平了道路。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攻击了礼教和家族等孔教思想，以及按照身份规定社会义务的一套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是在巴黎和东京组织的，它的刊物都主张平等是解放个人的必要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广泛，而且有创造性。他们不主张组织起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为新文化运动注人了许多新观点，首先是攻击家庭制度。虽然历史后来一般都不注重无政府主义者了，但是他们是俄国革命之前在中国宣传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
1928 年以后有蒋介石下面的国民党专政，继而于l949 年以后有毛泽东下面的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因此外面世界都以为现代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如果仔细检阅一下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在起着作用；许多个人，以他们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1927 一l949 年间国民党专政是一种局部的不完整的专政，特别是同后来的历史比较起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现代中国的自由传统（让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吧）处在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中，没有繁荣，但也没有死亡。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自由传统在1928 年以前和以后到1937 年为止的发展情况使中国的过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使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程序是不言而喻的。获取政权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创造法治，也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力量。即使他们从富裕人家出身，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越发了不起：很多有才能、有志气的个人获得了一些小的成就。
这些人加上少数妇女，形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型行政管理人才。20 世纪初期日本留学生中产生了在1911年及以后年代中积极活跃的一代革命者。现在西方留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革命时期的学术领导。现在这一代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已于I905 年废除）人仕，而是在海外得到学位，典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这些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同国家当局的关系，不同于帝制时代。首先对于学者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了。一个最古老的儒家的格言― 也是像王阳明之类的儒家官吏所认可的― 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人应该“实事求是”，有了知识就应该在实践中应用它。清代讲治国之道的学者都是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人知道了什么，就有责任向当局讲出来。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五四”运动中像胡适之类的学者和陈独秀之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之所以分裂开来，就是为此之故。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因此，胡适和他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朋友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另外一套，就是学者不管政治；而像陈独秀一样的知识分子，则于1921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就是学者通常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种趋势产生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分子仍然要国家批准或至少容忍他们的活动。他们要求国家保护，而不要控制。这种想法，在培训留学生事业中特别明显。这些留学生出国大部分是公费，回国后通常也是由国家安排工作。
造成这种新的领导局面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国会受在中国的教会教育家鼓动于1908 年通过了一个决议，即将庚子义和团问题赔款中归美国的小部分（2000万元）中的大约一半，用来教育中国送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对美国政府的赔款仍继续支付，不过这笔钱自动地转到处理奖学金事务的中美董事会。这个法案是管支付奖助金的，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建议通过的、用于全世界范围的奖学金项目一样。依靠这笔钱，北京开办了清华学堂，作为派送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班。到1925 年大约有1000名中国青年学生― 至少是全国的高材生― 用这笔奖学金到美国学习。加世纪加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不断激怒着所有的爱国者，更多的学生公费留美，为数超过了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总数。随着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 年以后陆续回到国内一团糟的官场，一个新的、洋化的爱国领导阶层跟着出现了。
这些在外国学习回来的留学生通常已争得了学术地位，而且他们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学问的，很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他们年轻、有才能，早年学过中国经典，然后在外国学习了4 年以至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国语和现代学识。在两种文化环境中艰苦学习20年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一代人，比过去的乃至今后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填补相当深的文化壕沟。回国以后，他们在服装、谈吐、以及学术资格上都明显地出类拔萃。在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烈的、基于新的世界观的爱国主义。这种世界观就是：在西方科学和知识普及全球之际，惟独中国处于落后境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之外，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把中国和外在世界在知识上汇合起来的人。
此外，他们的教育经验产生了他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中国世世代代的学者那样。这种联系以秘密的联谊会之类形式组织，有一部分效仿当时美国大学中纷纷成立的用希腊字母命名的联谊会。例如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CCH （代表“成志会”） ，是合并两个早以前成立的团体而实现的：一个是l907 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国学生开会时由9 个团体会员组成的DJ （代表David 和Jonathan ） ；另一个是1917 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诺兹菲尔德城一次基督教徒会议上由7 个会员组成的CS （代表十字架Crose和剑Sword）。“成志会”成立后即展开活动，到1936 年共发展了227 个会员，并且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南京、北京和广州各地设有分会，19 四年还在上海举行全体大会，选出13 人的中央委员会。另外还有几个这样的联谊会。会员们利用夏天在避暑地聚会，彼此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归国留学生的社会地位不下于坦时代的中国儒生。他们是为数只有几千人的小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常常光顾法律协会、哈佛广场以及纽约117 街的百老汇。他们和中国的普通百姓之间还隔着很大的距离。
留学生回国后立刻担负起他们在外国学习的那些专业领域中的领导职务，从而使中国从欧洲和美国都可以得到某些教益。他们之中一位有名的政治家蔡元培（ l867…1940）早年经过科举，人翰林院，后来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然后又在德国四年，学习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的著作。1912 年他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中出任教育总长六个月。1917 年他任北京大学新校长。蔡聘请了新教授，改组了整个大学。北京大学从一个培养官僚到政府里领千薪的职员训练所，变成了全世界各种思想的大熔炉。蔡氏主张大学自治― “教育超乎政治之上。 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书长。（他后来在1928 年建立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模仿欧洲政府办的只从事研究学习、不授课的研究机构。）
1917 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请了敢于标新立异的新闻记者陈独秀（1879一1942 ）为教授。陈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并领导过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在他主持的《 新青年》 首先鼓吹法国大革命的日号“自由、平等、博爱”。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第一任总书记。
一般来说，有封建家庭背景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中国留欧学生，政治上比较积极。美国留学生中则改良主义者多于革命者。最著名的是191 分一1917 年间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他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话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白话文早在18 世纪时的通俗小说如《 红楼梦》 中以及19 世纪耶稣教传教士向来普通人布道时已经使用了。过去有过不少人试用，但都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保守分子觉得掌握古文使他们获得了既得利益。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联合起来提倡白话文后，这种新的文体很快取得胜利。1920 年教育部颁令，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
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代人就是这样通过创办新的大学和创造新的文字来传播学问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能，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新文化运动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他们对老式家庭制度压迫个人自由和奴役妇女发动攻击。他们重新评价古典经书和白话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科学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了许多哲学博士从事的教育职业，建立了很多教育机构来传播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1916 年以后的军阀横行固然困扰着各省，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体系也因此而全面崩溃。从1911 年到1949 年，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结果，教会办的大学就有机会以现代文理科学培养一批中国学者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几十年间，教会大学以一些美国有名的大学为榜样，用它们的思想和风气教育了中国一代新人。
基督教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到底有多大影响仍然难以确定。外国人由于了解教会运动比较多，多倾向于夸大这种影响；而中国革命者由于对本国情况更为熟悉，则对传教士的作用不太重视。这事仍将成为中外之间的一个争论。
因为基督教大学是美国公众知道得最多的教育形态，我们不妨在这里稍停一下，看看中国的教育传统和基督教大学属于其中之一部分的教育体制。
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政府办的初等教育体制。要就学识字，多半是在自己家里或进村里几家合办的私塾，或进一个家庭捐办的义学性质的公塾。初级课同儒生世家开蒙一样读《 三字经》 ，不过普通人家的子弟到此为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帝制政府只对同各级科举考试平行的从县到州、府、省级的公塾加以扶持。这种学校都不管住宿，学生只限于乡试及第、有资格进学的儒生。这些人将来如不能做官，只适于做教员。但这些儒生都免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
这样，传统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附属物。殿试录取的生员，可以在北京人翰林院，那只是极少数优选出来的人，从事编纂档案和处理文书的事务。明清两代，各省设有书院，特别是长江下游各省较多。有些书院是宫廷支持的，有些是高级官吏办的，有些是准备进一步考试的培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