岢蒲а芯俊Ｈ问献�1929 年开始负责1925 年建立的中国科学文化促进会的中国基金组织，来使用由中国付给美国、再由美国国会归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
中国地质调查所对化石很感兴趣。它聘请了欧洲考古学家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学者。一位瑞典人考证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察尔丹帮助古生物学的研究，一位加拿大人推测出“北京人”的存在。新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 这些人是学者但同时也用他们的手劳动― 后来对于河南安阳附近农民挖掘出来的公元前2000年商代卜者的甲骨做出了考证。这些甲骨引起l928一1937 年对安阳商代故都的大规模挖掘工作。这个划时代的工程是由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考古学家李季主持（报告也由他在加世纪70 年代完成）的。
大致在1914 年到1937 年间接受了双重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取得的这些成就及其他成就，总有一天会被当做创造时期的果实记录下来。像在其他创造时期一样，这些领袖人物大多是声名显赫。他们在同一刊物中发表过他们的政策论文和美好的理想。他们有意站在政府之外。与其说他们是新贵，毋宁说他们是创立新的体制并使其现代化的人。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因此他们只和同类人交往。他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的富裕家庭。
虽然西方模式对于2O 世纪初期的思想酝酿有所贡献，但对中国农民却影响甚微，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曾面对过和处理过类似问题。在封建时代，欧洲国家不像中国那样：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我们上面提到，对平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山东招募到法国去的l400名华工中曾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帮助这批文盲大军写信而做了社会服务，派出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晏阳初（1918 年耶鲁大学学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去解决识字问题的人。不久他在巴黎编辑《 中国工人》 周刊，选用1 仪旧个中国字作词汇。晏回到中国后，青年会支持他发动一个平民教育运动，包括印刷一种涉及各种生活内容的《 千字课》 课本。1923 年，神通广大的晏阳初变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在全国活动起来。他自己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筹款。1926 年他在北京西南的定县农村展开活动，企图解决经济生产力和生活、公共卫生、扫除文盲、地方组织等农民的基本问题。
农村复兴问题在这个时期极受重视，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不同的中心活动。一位精通古典的学者梁漱溟在山东农村领导着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在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1891 一1946 ）。陶出身贫寒，直到1915 一1917 年才上教师学院念书，在此之前他对王阳明学说已有深刻研究。他于1921 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 新教育》 杂志编辑。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民办夜校。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对于1927 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颗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推行农村复兴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推行现成的学校制度，陶行知则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家庭和车间的所在地受教育。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异常地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于】 伽场年在国民党未能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
通过这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物，哈定一柯立芝的美国对于中国贡献了些什么呢？美国教育的长处和弱点均在杜威的中国之行中表现出来。他于1919 年4 月3O 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他在中国呆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 年6 月在北大时，正当北大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 胡适、蒋梦麟、郭炳文、陶行知和其他一些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杜威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游历了11 个省，在78 个不同的场合做了150 余次演讲。他的演说被译成中文，用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大和南京师范学院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和上海、长江下游的六七个城市以及湖南、福州、厦门和广州做了演讲。
杜威作为美国最有名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来到中国，受到的欢迎真是无以复加。部分在于他的活动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统身居要津的学生策动规划的，另一部分是因为杜威对于现代科学、教育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关切，这使得普通民众都懂得了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所提出的“假设可以通过实验来确证”这个道理。用新的“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正统经典的束缚。教育不是灌输记诵的知识，而是发动学生去想，从而培养他的“个性的发展”。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它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
杜威离去后，他的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相继来华访问，查访学校情况，建议教授科学，设计一些中国智力侧验，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本人更多地把他的思想展示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讲了些皮毛而已。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猛烈反对外国势力和反对军阀的革命。
第一，学生运动把学校搞乱了。l928 年以后新的国民政府为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使其政治化。杜威的教义所要求的条件太多了― 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律对于个人的保障，逐渐改进的时间。中国最需要的是些别的东西。人们可以想像即使托洛茨基站在杜威的位置上，他能够做到些什么。
胡适在北京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辩护― 正如沃尔特？ 李普曼在纽约的《 新共和》 杂志上所辩护的一样― 的实验主义，使他成为“文化革命”的尖兵。但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军阀政权的残酷事实完全无可奈何。例如北京八大院校自1921 年初开始，职工就领不到薪水，春天他们就举行罢教。但当教职员工和几千名学生，加上代理教育总长于6 月3 日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时，竟然遭到门卫用棍棒殴打和刺刀乱刺。杜威对胡适说：军阀和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
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 年7 月11 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 年。
如果我们考虑到20 世纪2O 年代美国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各方面，而那时期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微不足道，这个事实就更发人深省。海上贸易和基督教会自16 世纪起就将西欧人带到中国了，而且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跃升腾，达于顶点，他们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中国。与此相反，俄国人虽也从17 世纪就隔着荒凉的西伯利亚接近中国，但他们的贸易是用骆驼队穿过蒙古，数量少而且受到控制。到18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人主持，他们平时只埋头学中国语言或喝白酒遣兴。
在为世纪初期，几乎没有“留学生”从俄国回来。所以，俄罗斯模式在中国不像西方经验那样具体和直接地为人所知。不过，尽管相互间缺乏了解，但中俄两国都是由于君主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成为落后的国家。19 世纪90年代俄国的改革派曾用暴君彼得大帝来象征一个统治者怎样借西方的实例来建设国家。l900年以后俄国虽有些革命骚动，但她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活动却更为咄咄遭人。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特别是暗杀，给了中国革命者一种信息。他们也曾多次用炸弹炸死敌人和他们自己。另外，他们也从俄国学习了浪漫主义的终身献于革命的生活方式，以及克鲁泡特金亲王式的讲求互助的、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一句话，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
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来说，可庆幸的是俄国从来不曾在中国宣传改变宗教信仰的事，直到1917 年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成立才改变了这一方针。苏联共产党也花费了犯年，到加世纪5O 年代才铲除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但加世纪80 年代却表明她并没有成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独霸中华大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外来人能更好地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
12 国民革命以及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
20世纪20 年代，中国的公众因一系列的表现中国民族主义的事件而兴奋不已。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给青年学生动员中国城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确立了一个新的风格。它的基调在1926 年5 月30 日的全国运动中更有力地表现出来。那次运动先是由英国炮火在上海、接着不久是英法两国炮火在广州挑起的，详细情况下面再叙说。因要求全国统一所导致的1926 年的北伐，就是从孙中山1924 年成立政府的广州发动的。这些纷乱事件，使公众和全世界为之膛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事后，历史学者才弄清楚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当20世纪20年代美国支持中国学术方面的成长时，苏联正积极地帮助中国的革命。苏联人曾几次接近中国。他们首先和北京政府打交道，1924 年签订条约，取得沙俄时代在东北的某些特权― 对北满铁路的管理和对外蒙古的控制。同时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于192l 年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对付北方的军阀，并和孙中山建立同盟。为了加速中国的大革命，他们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
当这些纷争扰攘稍稍平定之后，苏联在20 世纪20 年代努力的最后结果，是树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党的专政结构，给中国一个新的政抬制度的秧苗，来代替老式的君主朝廷。l928 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南京上台后仍然同军阀政权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l949 年中共在北京宣告胜利，完成了向新政体的过渡，距1911 年仅仅38 年。这幅图画回顾起来好像很轻易，但是这条路程却是非常崎岖曲折的。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一场既要消除国内的军阀统治，又要废除外国人的特权的双重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说，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帝国主义是两个孪生的祸根。日本与北京腐败的当权者流靡一气，表现了这些祸根的互相作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中央政府是压倒一切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为共产主义运动铺平道路的社会主义运动。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出现在中国。不过，自19 世纪9O 年代的革命运动以来，一些流行的思想已经为接受它做了准备：1 ，生物学方面的进化论，以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2 ．康有为的三个时代的经典学说，就是说天下混沌到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的演进；3 ．达尔文的各国之间适者生存的斗争思想落4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思想（恐怖主义除外）以及个人从家庭和国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这样背景下，马克思从奴隶制经过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进一步到社会主义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论以及以阶级斗争为这些阶段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思想只是又往前走了一步。综合起来看，这一大堆众说纷纭的思想一涌而入，使得世世代代承袭下来的中国哲学很明显地处于防御地位。孔孟之道的影响，除了对于社会价值的一般理解外，在革命者中间很少表现于语言文字中了。
首先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北大政治学教授兼图书馆长李大钊（1888 一1927 ）。在1918 年夏季，即在列宁夺取政权几个月后，李大钊看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可以使俄国一跃而跻于人类进步的前列，不言而喻，他希望落后的中国能同样如此。1919 年初，研究了俄国的榜样后，李大钊看到民粹主义“到民间去”运动有很大价值。他预见到中国革命一定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李氏最初也喜欢农村生活，担心现代城市的弊害。他鼓励他的学生到农村去，同农民一块工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但对于历史唯物论却不那么认同。马克思的思想― 基本的生产方式决定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上层建筑”― 给李氏留下疑惑。他觉得人的精神以及“自觉的集体能动性”在物质变化之外，能够改变事物。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的这些初期思想是重要的。因为正在这时，即1919 年初，他是一个学习小组的指导者。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北大学生一而是图书馆每月8 元工资的工作人员，名叫毛泽东。
“五四”事件把学生们从课堂引到大街上，有时引到监狱中，常常使教学中辍，教师们不禁愕然。胡适告诫学生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阿猫阿殉都能做到．就像一个鹅鹉或者一架留声机一样 不研究我们社会的实际需要，只谈什么什么主义，就像一个医生只知道些疗疮癣疥，而不研究病人的病症一样。多么没有用啊！
李大钊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浪潮就要来到中国，于是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