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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农民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已经开展起来。回顾一下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当然，年轻的毛择东不是惟一关心农民问题的共产党员。半个世纪以后斯诺在《 西行漫记》 一书中把毛说成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号人物，代表了外国观察家的观点。事实上还有些更早的领导人，现在才开始有人研究，这就可以使人们有一个公允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中动员农民工作最令人莫测高深的一个先行者是彭湃。他是广东省沿海汕头与香港中间的海丰县人，是“五四”运动时的一名知识分子。20 世纪20 年代他回到他的祖籍。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误后，他找出各种方法同本乡农民接近，学会领导他们组成农会，开始同地主、高利贷者和收税官吏进行斗争。在广州统一战线中，彭湃首先在1924 年就创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该所1926 年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的所长。彭湃虽是一个先锋人物，但他缺乏毛的眼光，一直扎根在本乡。他在那里学会用学说和信仰同地主们的威吓和中共自身的幼稚恐怖行为周旋斗争，终于组织起了农民武装。l927 年底，他居然建立起海陆丰（海丰与陆丰两个县）苏维埃，自1927 年11 月至1928 年2 月统治海陆丰四个月，最后被国民党消灭。这样，彭在毛之前先行了几年，当时毛还在广州的统一战线中工作。毛1923 年逃出湖南后参加了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让我们看看毛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吧。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国民党的组织部工作。随后他在广州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那里他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教育出一班（几百个）学生。1926 年5 月到10 月，他亲自教的第六班有中国各省来的320 个学生。这个所讲授的课程似乎侧重农民问题的分析，加上农村阶级构成的分析。毛于1925 年曾在湖南组织过农民协会，根据他在湖南工作六个月的经验，1926 年他写出论文详细描述农村的全部剥削关系。农民受的压迫是：1 ．沉重的地租，占收获物一半或一半以上；2 ．高利率，年利在36 ％到斜％之间；3 ．沉重的地方税；4 。 对农业工人的剥削；5 ，地主同军阀、贪官污吏相勾结，无所不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在这个制度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官僚串通一气，为保持在中国经商盈利而维持秩序。
到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彻底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但是，在这个一般承认的格局之中，毛主张：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不同阶级的细致和理智的分析；其次，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定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第三，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作为革命进程的最后一个步骤。
统一战线的策略中。中共党员仍然认为，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按照定义是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见解。中共在这盲目的信仰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不惜代价地跟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放低动员农民的调子，想等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说。放弃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似乎是统一战线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共自己也悲叹着“农民搞得太过分了”，因为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在北伐中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导致仍然掌权的地主恶霸和大小军阀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共和农民运动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1927 年统一战线破裂后，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样，中共给自己造成了灾难。
在这个时期毛规规矩矩地沿着莫斯科传达来的路线走，枉然跟着那个在想像中存在而从未出现过的“高潮”前进。他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 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
这时中共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希望和机会给予贫农，以获取农民的支持。毛和28 个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之一，是如何对待富农的间题。毛认为他们在当地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富农是农民意识的根源，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起破坏作用。蒋介石发起剿灭这个共产主义肿瘤的战役，逼得中共确立了游击战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吸引敌人沿着他们的补给路线深人进来，然后切断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二条原则是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没有打胜仗把握时，决不硬拼。江西东部，山势陡峭，道路极狭窄，是实施这种战术的理想地方。蒋介石的围剿队伍，进攻得越深人，处境越危险，直到第五次围剿才取得成功。那一次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设计了在进攻沿线山坡上构筑系列碉堡的战术，使一个碉堡的火力可以掩护另一个碉堡。这样串连起来的碉堡群，中间用载重汽车供应，不致个别孤立起来，终于使蒋介石占了上风。这也使游击战的第三条原则，即动员农民提供情报、给养、人员和粮食办不到了。到1934 年末，中共离开江西进行长征。开始时全军约10 万人，一年后只剩下约4000人。
长征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地方需是国民党军事外围的边缘，多少有些像过去满族在明朝帝国外围的边缘那样。中共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休整自己。当时如果云南得手的话，中共也许在云南呆下去了。尽管地方的军人势力不愿意接纳中共，结果他们还是被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所制服。追剿中共军队为中央军接管边远省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长征历来像是一个奇迹。可是红军的长征却比《圣经》 里摩西率领他的信徒冲出红海有着较好的记录。（一年当中步行了日刀）英里，平均每天17 英里。）为什么这么多军队以及党的组织者能够以飞快的步伐走得这么远？
我们一定要张望一下地形。中国的西南是崇山峻岭中大大小小盆地纵横交错的地方。人口众多的平地流淌着从无人居住的群山中泻下的河流。长征穿过西南地区时，不能不跨过群山和深壑，躲开平原和通汽车的道路。所以一路都是高山峻岭、深川峡谷，没有平地。扁担代替了轮子车，双人的担架代替了车箱。
1942 年同盟国军队在缅甸吃了败仗后，史迪威将军也曾长途跋涉过，美国人也尝过一次长征滋味。他作为指挥官带兵慢慢进人印度。在长征中，中共高级指挥官有时睡在担架上，大批队伍则爬山越岭或踏过水田，在蟾岩石路上攀登。他们经常是在深夜里处理敌人的情报，研究地形、人事和战略问题，准备第二天的行军或作战。史迪威将军本人是非到快死时不会让人用担架抬他的。相反，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而易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能经受住长征，而美国领导人却不能经受。
中共领袖们身边还带着勤务员、警卫员等，和正规军一样。正像美军和日军作战时那样，他们有秘密的谍报来源。他们的报务员经常收听到国民党军队通讯系统间简单的明码电报。他们了解敌人，比敌人对他们的了解要多。
长征进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以及谁来带头前进。在江西出发前，毛泽东被苏联留学的28 个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贬黝。人缘好的周恩来在军事指挥地位上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但是谁也没有能够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动辄爱打的阵地战，无一不遭到失败。在长征的初期，特别在渡河时，损失惨重。最后毛泽东的非正规的运动战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在向西北前进的路上，毛泽东于1935 年初重新被推上了中共领导地位，自那以后再没有更换。他原来的上级周恩来，此后变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毛重新掌握统帅权后，红军面临横渡长江上游一个主要支流的任务。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把每一个渡口都紧紧封锁住了。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把红军掉转到侧后方，看来好像要威胁云南和贵州省的样子，于是国民党军队赶紧从河防前线撤到后方防守。这时红军突然转回头来，一举过河。
行军速度非常关键。出发时蜿蜒好几里长的行李队伍，成千L 万挑夫肩挑背扛的辍重装备，以及医疗卫生箱笼都被抛弃了。军事人员最初统计有86000人，一年后到达陕北时只剩4000人，其中还有沿途参加红军的新兵。从那以后，长征老兵成为革命的精华。他们构成了人民共和国莫基的神话人物。
长征也促成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在长征中已经和他的同事们拉开了距离。他作为第一号人物的时候，喜欢单独居住，同其他领导人分隔开来。和其他快要做皇帝的人一样，从那以后毛就不可能让别人同他平起平坐，甚至也不再信赖别人。他已经作为统一中国的人陷人了被安排的罗网之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毛泽东的掌权会使我们联想到汉、唐、明各朝代的奠基人。在每个朝代都有一班领袖出人头地，齐心合力，拥护一个高高在上类似“神明”一样的人。这个领导层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动员本地的民众支持用军事行动来推翻全境的暴君或赶走外国人，总之完成一件人民的事业。没有一个朝代的创业者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他一旦当权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同事的问题。明代（1368 一1644）的史料记载得比前几代都详细些。这个新政权的奠基者是一个特别疑心和狂妄的领袖。他把早年战争时期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消灭了。〔 他倒也栽了千百万株树；如果那时他有铁路的话，他一定能叫火车准点运行。）
长征中另一个发现，是毛找到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做总理的周恩来。这是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物。周恩来本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努力团结组织，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做好像可以同第一号人物相匹敌似的第二把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历时48 年，创下了世界纪录。周就这样成了‘一个伟大的总理，尽心竭力服务于党及其领袖，正像古代最好的宰相鞠躬尽瘁于皇帝和王室那样。
周的这个角色是有家传的。他原籍浙江绍兴，即上海南边的宁波和杭州之间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出过很多幕宾和“师爷”（秘书），在清朝出过不少大官僚。周有三个叔父都参加过科举考试。1 厌喀年周10 岁时在沈阳进小学，1913 年进夭津南开中学，受到杰出的自由教育家张伯答博士的影响。周受到很好教育，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生领袖。他于1917 一1919 年在日本留学，开始从河上肇那里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开始时，周回到当时已成为大学的南开，在学生办的刊物当编辑。他从这时起就成为组织者和宣传家。他很快地倾向左翼，七个月的监狱生活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19 加年夏他去了法国。
这时候法国已经有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10 万左右帮助法国打仗的华工。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但他们多数人主要是想解决怎样救中国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即成为他们中间给人印象最深、最随和和最有外交风度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在于打头阵，而是善于把互相竟争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协作。所以从一开头他就是一个用说服、而不是用控制的方法使领导集体团结一致的领袖。他访问了英国，又在德国住了些时候，组成柏林中共支部。他于1924 年回到广州时，已经是一个革命政治统一战线的极有修养的实千家了。1927 年3 月，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工作。省时共产党正领导工人准备爆动，突然遭到蒋介石的反共镇压。后来在1928 年，周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之后他与28 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几个党的总书记的改选和接任，但他自己没有充当党的总书记。在江西，他是赞成打阵地战的，直到后来遭到挫折为止。
周最终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十分明智地认识到莫斯科处理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是无益的，而他自己缺乏纠正中共的政策以适应中国情况的创造能力。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能够从毛的上级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高潮时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导。
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正像毛最初从他的军事上的同事朱德学习过一样，他从周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极不寻常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
不但如此，周还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连续性。在法国同他在一起的有陈毅和聂荣臻，两个人后来都是中共军队的元帅。后来在北京，陈毅做了外交部长，聂负责核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时曾帮助周负责管理转筒油印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领导班子的确是紧密团结的。除了有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并接受党的纪律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之外，他们是一个长期志同道合的集体。接近长征的末期，毛率领来自江西的红军和另一部分原来在武汉东北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会合了。这部分红军是由中共建党者之一张国点率领的，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毛的部队。张后来和毛决裂，投奔了国民党，但是他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历史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