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碎步抬去。沿途卫士们隔不远一个脸朝外站岗。所有店铺和住家的门窗都像夜间一样关闭着，尘埃的街道上铺洒着黄沙。妾舆的帘幕放了下来，像现在要人们乘坐的大型轿车一般。
大多数满清皇帝喜欢到长城外边的热河避暑，过一阵野营的清闲生活。在这以外，皇帝还有许多繁文缉节的沉重负担。当年康熙曾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问题就在于皇帝不像他的官吏那样按部就班，而须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他对官员的选拔对清政府至关紧要，就和今天美国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更为困难的是他还必须惩戒或提拔高级官员，而这些人常常在欺骗和蒙蔽民众。皇帝为了要他的官员辅臣随时警惕，常要出其不意、冷酷无情做出决断。在这一点上，这个角色就需要一个随心所欲、一意孤行、为了实现他的一个内心的幻觉可以牺牲几个老臣那样的人。说到这里，道光登上皇帝的龙床以后倒不是那样刚惶自用。
他有几项重大的职责，首先是保持这个王朝永续不绝。这是必须由他亲自执行的。目的是生产足够数目的皇子，以便选得出一个有才能的后继者。因此后宫里就要有很多按家世、姿色、人品、气质、性格等不同标准人选的满族年轻女子作妃殡宫峨。民间广泛流传的野史记载，夸张地描述这个“夭下一人”的性生活的常规说：每天晚餐时，内臣捧呈给他一个盘子，内有几布弓滨妃的姓名牌子，由皇帝选出一个和他当晚过夜的人，这个选中的宫女经过仔细盟洗和喷洒香料之后，就赤身裸体裹在一张毯子里，由一个太监背到皇帝的龙床脚下，放在地上，由她自己爬到床上去。民间传说还说，太监在窗外恭候，不久后就喊一声：“时辰到了！”这是内庭的规矩，目的在于保养皇帝的龙体。
伟大的康熙在位60 年间（1662 一1722 年）生了20 个儿子和9 个女儿。（显然有些女娃娃像当时日本那样“剔除”不算了，男孩子并不是生来“命大”，而是留着有用。）乾隆有17 个儿子，10 个女儿；嘉庆有5儿9女，道光生了9 子10 女。
道光皇宫里的太监是古已有之的，这是保证后宫中的殡妃不至发生问题的办法。太监们多半来自华北，割去了辜丸和阳具，然后用塞子堵住尿道伤口，三天不喝水。拔去塞子后尿出来了，这个太监就有用了，不然他就会很快死去。
明朝曾在北京豢养过7 万个太监，他们构成一个保安体系，后来作为恐吓学者和官吏的机构而终结。满族比较严格些，宫女较少，太监只有约3000人。不过道光在位时有太监做师傅，有佣人和玩伴。太监的好处是他们处于家庭系统之外，是完全隶属他们主子的。但是他们既然弄得身残体废，缺乏社会地位，就在宫中一味腐蚀弄权。满族人革除了在宫廷外面使用太监的明朝故习而代之以汉籍奴仆以及满汉的八旗子弟。
道光还遵循了满族不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的风习，满族在征服中国之前，一向由妇女承担营帐的事务，后来就让她们保持天足。放低这一种性别习惯的标准，虽然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怨言，却是他们维持在中国统治权所付的一个代价。道光到38 岁时才登基，据我们对他私生活所了解的一切（其实聊胜于无）情况，按当时的风俗习惯说，他是忠实于皇后的，而且在家庭事务方面（除文化上的差别外），可以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媲美。
皇帝的另一任务，是不断为政府提供官吏。在这一方面，道光是受惠于中国2000年掌管政权的经验的。这一个传统比西方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长久，也许除了教皇之外。而教皇也缺乏天子那种处理各种事务如修运河，在蒙古指挥作战，摧拔文官，掌握军队等广泛经验。当罗马帝国还在使用私人向农民征税和办理公用事业的时候，汉朝已发明了一套官僚制度。精明的人才一代一代地继续完善着中国的制度。在欧洲人使用纸和印刷书籍以前很久，唐朝就设置了科举制度，从而使一批一批儒家笃学之士进人官场。这一发明和代议制一样伟大，而且早于代议制，并使其以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科举制度要一个人在二三十年间跳过十几次高栏。从科举脱颖而出的人们在考试生涯中如此聚精会神于经典文学，以致使他们自成一类与众不同的人。读书人一般是文质彬彬，缺少男子气，说的话只在他们之间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则道理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
早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的纷争扰攘归于统一的帝国之后，汉朝把孔子的教导和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典籍十三经编纂在一起，奉为圭桌。2000年以后，它们仍像纪念碑一样巍然屹立，又加上后代许多哲学家的注疏评语。惟一可以比拟的是基督教的《圣经》 ，但是后者的观察视野狭窄多了，代表的实践经验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种可以和中国经典相等同的东西，恐怕得把新旧约全书和所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合并在一起，而在这里，中国的世界却比较统一得多了。
一个男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 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 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 。 1 万字，要熟记以8000到1 。 2 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参加每3 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经过5 天考试，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试为期3 天。最后才可以参与4 天的廷试。考生的老师和保员都有严格规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顶替，进场时一应衣物都经仔细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号码。每人行为都要详细纪录在案。一人一天只许去厕所一次，所以有便壶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时监考的官员也都单独另住，直到结果公布才能出来；人闹时还要放炮，行礼如仪。金榜题名之后，筵会欢庆随之而来。考取为进士后就可以参加殿试了。
经过初级考试取得较低一级的秀才资格的人，在19 世纪30 年代共约100 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的底层，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已不同于一般百姓，并享受一定特权。县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们。
这种士大夫身份既为人们所向往，国家就发现这个资格是可以卖钱的。大约有1 / 3 的秀才实际上是用钱买到的资格。这个风气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并不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倘如让科举制度作为升官晋爵的主要途径，那么，与其让社会上一些强有力者从外部破坏它，不如让他们从内部利用它为好。所以让少数商人和地主的儿子们花钱买到上层阶级的地位，正是权宜之计。让世人都知道这些官职是专为人们拿钱“捐”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容纳在科举制度之内。道光需要钱，因此他将这种出卖低级官阶制度又推进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督察当地的考试。此外，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还有些生命力，经受住了贬值和增额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显宦还是通过正规考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
科举分为三个层次― 一级在省会，再则在首都北京，最后在皇宫。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试大员到各省主持监考，对庞大的贡院里一排一排考棚里的考生加以核察。、无论对于考生还是对于监考人员，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严密的，比美国的五角大楼还要严格。几百名监考的官员在长达一月之久的时间里都被限制在庞大贡院中他们的居室里。在那长长的考棚中，每个居室里只放着三块木板，一块做衣架，一块做写字桌，一块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单间里放着被褥、食物、便壶、笔墨、砚台和公家发的考卷用纸，以备注天两夜之用。第一天对每人逐一检查，反复搜索，记上号码，安顿住处。第一批考题是翌日凌晨发下来，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来时交上的。这个程序还要另外重复两次。
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誊抄的人用红笔抄誊出来，另外有人校对、核对，所以考试的官员在评定时不看原来的考卷。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人人互相监督，这个制度做得绝对严密，不许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来说，1 万人中约有100 人录取。几乎没有几匹“骆驼”能穿过针眼― 除非是很有钱有势的“骆驼”。
每个省应考的人数可达5000或7000，有时甚至多达1 万或1 。 2 万，但录取的定额，即考取的名额，可能只限于50 人或90人。政府确定名额就可以控制整个考试，也可防止几个富有和文化较高的省压倒全国其他的省。譬如江苏省以苏州和南京为中心，出的人才特别多，但是它的应考生不得超过定额。满族人多的北京可以削减江浙富裕的士绅的势力，正像美国国会选举活动中常常设法限制东部发达地区势力过分膨胀一样。
科举考试究竟干的是什么呢？人们对“八股”文体，说了很多坏话，好像它是一种紧箍咒似的。“八股”文是明朝在1487年制定的，规定一篇论文要由8 个对称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不超过700字。它有些像美国中西部不久前实行的一种即席的辩论方式，参加辩论的人对于规定的题目只许肯定或者否定。这是一种口才训练的方式。
不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泌验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政策的判断力。正如1738 年曾引用过《 论语》 中的话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也惠，其使民也义。”1870 年在武昌会试（大约8500个应试者中）录取61 个人，每人写了五份卷子：（ l ）解释经书中一段原句的精义；（ 2 ）廿四史结构纲要；（ 3 ）各种军屯的形式；（ 4 ）选拔官吏方法的变革屯（5 ）关于历代地理的详情。同这些比起来，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试题或牛津大学的名誉示范题，看来都似乎微不足道了。
中国文字含蓄微妙，使用的人无不感到伤透脑筋。因为要正确理解经典汉语，必须博闻强记，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书的义蕴。这要发挥想象，阐发精微，远远不像欧洲学生分解一篇拉丁文那么容易。有人认为在中世纪欧洲，由于纸张和印刷书籍缺乏，限制了当时书院的读书人和早期的大学学者们长篇大论地就重大间题辩论，以至于侧重逻辑分析而不引经据典。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不妨说，中国文字的精简、对于读书人来说，在精确表述一件事时不能不具有第一流的头脑。他们要像穿过铺满地雷的地段似的选择模棱两可的字眼和晦涩的譬喻。问问凡是试图翻译中国古诗的外国人，你就知道了。
在会试和廷试时，试卷在评定中乃至评定以后，作者的姓名更是极端保密，不准泄露的。生员一辈子可能参加多次科举考试，许多人终生只记住他们的号码。他们聚精会神地关注考试，就像年年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似的。有些人经过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考试才能通过一级。有名的儒家正统卫道者、镇压反叛的曾国藩的父亲经过第17 次考试才和他的儿子同时中进士。江苏的张容在1894年廷试终于获得最高荣誉，中了状元；他说他为考试准备了35 年而且在考场实际挨过160天。这还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从我粗略描述的迷宫式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的人大约已35 岁，经过了至少25 年的严格教育，苦读经书，终于掌握了孔孟儒家道德规范。一旦授官之后，他们就懂得那些必要的语言和伴随他们每一行动的礼仪。
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了许多同僚，而且和他们的老师、考官、同榜生员以及同乡官员发生很多个人关系，还不说成帮结伙来贺喜吃酒的亲朋旧友。总而言之，严格公正、不准询私的科举考试产生了精选的人才，但是中国社会的种种特点却给腐败提供了场所。
科举考试制度对于那些有钱教育儿子的家庭和有条件鼓励自己孩子上进的官宦世家不可避免地有所偏袒。到19 世纪初期，这个制度已被种种腐败陋习搞得千疮百孔，考生雇用“枪手”，老师冒充家仆，考官收受贿赂，不一而足。总之，什么制度，只要人们在一块工作就可能被他们搞垮。打破这个制度的一种手法，就是在有条纹的背心里藏“夹带”； “夹带”纸条上用绳头小楷抄录“四书”文句。
使普通平民百姓不幸的是，为了科举选拔官吏的读经考试制度，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如果村民们请了一位老师在一个私塾里授课，他就把每一个孩子都作为未来应试的考生来对待，而很少想到教给他们任何实际知识如算术，帮助他们从事一般职业。反复朗读，死背课文，使他们没有时间去理解或探索他们死记的东西。精明而刻薄的传教士A ？ 史密斯先生把这叫做“智识的杀婴法”。总而言之，当时没有一种适应普通人民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
由此可见，道光处于理想高尚而行为很卑劣的矛盾状态中，他的儒家政府在目标和格调上是极讲道德的。政府被认为代表天子，仁爱为怀，给人民以和平和秩序，因而享有统治人民的天命。统治者只要能够镇压叛乱，就能保有天命。它是一种自由的政治市场。这种学说中包含了一点欧洲有过的、国王享有神赋权利的思想，也含有人民主权的胚芽思想。（有个经典的警句说：“天所见正如人民所见。”）
和代议制政府不同之处是：掌权的人只对上级统治者负责，而不对下面的选民负责，因此，统治者的成功全在于策励和驾驭他的官吏。而为此目的，什么荣誉或表彰都不如他们敛财致富更为有效。有一句四个字的古谚通常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就是“升官发财”。这就是科举考试之所以长期成为一切雄心勃勃的人出息的主要渠道的原因。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
政府的本领既然在于驾驭官僚们，道光也就运用了他的先辈们创造的各种巧妙手法。他接见照例三年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