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说了这样几段话：
1．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
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
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2．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
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经斗争
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
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除这些外，他还谈到了权力异化、个人崇拜等问题，一个曾经将革命理想、个人仕途与对一个人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人，能够如此坦白地评说，显然应该将之看作他人生历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动向。
性格的力量常常是无限的。即使在晚年，周扬也没有改变他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早年制约他的命运的因素，多少还是决定着他处世的方式，决定了他必然要在失与得、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之间做出选择。
熟悉他的人回忆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1983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书房里，站在书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材。他不会发火，也不同别人敞开思想交谈，即使与妻子也没有过多的言词。只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统统装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让它们在里面滚爬扭打，沤烂，发酵。
1983年年底，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
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
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
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
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
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
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
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
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已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
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
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按照我的体味，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口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
显然，他的内心就萦绕着如此之重的苦闷。他为自己被误解被批评而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精神的矛盾并没有减少，而是如许多年前一样，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他总算愿意用这样的语言采取这样的形式，记录下重重矛盾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迹。
这便是周扬的可贵。摇荡的秋千，心境从不会平静如湖水。但他并没有虚饰它，没有停止过思索与反省。他本来的愿望中，我理解，还是要摆脱这摇荡带来的痛苦徘徊。这样的真诚与尽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他，更不同于某些纯然为权力、为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图而不停地演戏的人。
周扬写下关于邓拓的那些文字时，距他生命的终点已经很近。充满矛盾的他告别世界时，留给人们思考的是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
往事已然苍老
这些日子，因为搬家，我清理一些旧物，在一个大信封口袋里，发现一摞照片。它们摄于198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是在丁玲为《中国》杂志创刊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上。我从来没有学会摄影，至今也只会用“傻瓜”相机。但是，我珍爱十年前留下的这些照片。在我那几年所拍摄的照片中，也许只有这一组照片最能引发我的感慨，至少在现在是如此。
印象中，那是一年间北京最为热闹的文坛盛会，在北京的几代作家，足有三四百人，都来到了新侨饭店。于是，我的这些照片，固定住一些在我看来十分难得的瞬间。难得，因为绝对不再有可能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
胡风在夫人梅志和女儿搀扶下来到大厅。不到一年，他就将离开人间，离去时，孤傲的灵魂仍然担负着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爽朗的萧军，依然爽朗的大笑着，几年后他也将离去萧乾弯着腰与曹禺热烈握手。曹禺当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雷雨》，在萧乾主办的《大公报》评奖中获奖的往事。那一片刻，他们谈得十分开心。站在他们一旁的是吴祖光——一个似乎是永远在不断惹来麻烦也始终引人注目的人物。王蒙与另一位同龄作家坐在一起谈得好像非常投机。他们在争论着什么，或者是在一同回忆着什么。王蒙认真地听，关切的神情还带着应有的礼貌。另一个则显得很投入，一只手有力地伸出来，在描述着什么或者强调着什么。
假如把出席这个招待会所有人员的名单开列出来，一定是一个奇妙的排列组合。过去的对手或者朋友，以后的朋友或者对手。他们中每个人的过去或未来，都会是一部厚厚的书。他们相互之间起伏不定的关系，更是无法详尽描述准确概括的存在。20世纪复杂的演进一。号磻溪。认为“天地之理，著于万物”，反对佛教和天有，伴随着他们的人生。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从反胡风反右后的劳改农场到“文革”中的监狱，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宽广舞台。往昔的冷清近日的荣耀，往昔的荣耀近日的冷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场景，在不停地闪动不停地被剪辑之后，似乎奇迹般透过他们的身影一并呈现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历史老人是位画家，那天的大厅，在他的眼中，完全是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几十年间的驳杂色彩，浓缩在这块调色板上。
十年前的这一场景，我真觉得恍如昨天。
十年！怎么会过得这样快？
过去，说到历史时，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常爱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十年、半年世纪，只是短短一瞬。这话没错。不过，它只是立足于静态观察时表述的一种客观判断。其实，它应该还包括另外一种内容，即人置身于时间流动之中时的感受。文章写到这里，我便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十年，对于历史自然是短暂的，但作为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它也未必就那么漫长。譬如对于我，它好像同样显得步履匆匆，显得短暂一一尽管我一生中不会有多少个十年。
这只能说是自己的一种感觉。事实上这十年是多么丰富，变化多么迅疾异常。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相比，它都不会显得缓慢、苍白，甚至要远为伟大、复杂而多彩。不管怎样描述它概括它评价它，可以肯定地说，它与20世纪的任何一个十年相比，都不会逊色。
但如此丰富的内容，此刻我感觉到好像它们是不分前后不分主次一下子呈现在历史舞台上。十年，它本来就是不分幕次不分场别的戏剧。
我看重人的消亡。依我看，许多人的逝世，最能说明这十年的丰富。正是在这十年，那些注定要在20世纪史册上留下名字的重要人物，政界的、科学界的、军界的、文化界的一个个告别人间。仅就文化界来说，现在或者将来都必然不断为人们提及的一些人物，便是在这十年离开我们。冯友兰、梁漱溟、俞平伯、马寅初、胡风、周扬、沈从文、朱光潜、丁玲、萧军、胡乔木（我更愿意把他放在文人行列予以描述）如果愿意，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引人注目的名字。他们参与了这个世纪的创造。也因他们，这个世纪的中国文人性格长廊上，喜剧悲剧不断上演着，从而留给人们无尽话题。他们每一个人，其经历、人格、精神状态等等，都能构成一本书，丰富且耐读。不妨假设一下，这个世纪过去，以后的人们只要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仔细阅读，我相信他们便能从中窥见这个世纪不平凡的景象。
能否这么说，时间的流逝正是以一个个生命的消亡为标志。
时间可以带走生命，但是，时间能消解一切吗？
丁玲自然是十年前那个聚会的中心。
20多年的沉寂之后，这一天，也许要算丁玲复出后最为辉煌的日子。巴金从上海为她写来长篇祝词。叶圣陶出任她的顾问，上午刚刚出院还执意参加招待会，被丁玲劝阻。几代文人，除了官场必要的应酬之外，许多人可以说是为她而来。已是80高龄，但她依然拥有别的老人所缺少的雄心与抱负，或者说，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不愿意被人遗忘，更不愿意让人永远打入冷宫。一旦机会降临，她会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的举动，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一如半个世纪之前，她还是洋溢着一种创造精神。其中，也带着几分执拗、自负。
她来得很早，在记者们簇拥下微笑着侃侃而谈。我想，环顾四周，她一定感到满足。不知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或许这正是她所向往的），在她的周围，在《中国》的周围，汇集了鲁迅的儿子、冯雪峰的儿子、“胡风集团”的受害者、“右派分子”特殊的历史演进，给予她这样的机会。特殊的环境与需要，使她把可能变为了现实。
许久她没有感受到众星拱月时的那种满足。我想，丁玲也许会重温50年代初获‘嘶大林奖金”而带给自己的荣耀。对于她，那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日子。鲜花、颂词、掌声，曾经无休止地抛向她，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之时，作为一个明星，她闪烁着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光彩。然而，恍如一场短暂的梦，很快她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不得不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承受劳累、寂莫。所有的辉煌，顿时消融于黯淡的雪色。
多年的沉寂、冤屈总算一扫而光。然而，时间对于她绝对不可能消解一切。她可以原谅、淡忘导致自己遭遇痛苦的诸多因素，可以在微笑中和往日的宿怨握手，但是，她却永远不会原谅某些人——因冤屈的产生，或者其他原因。
她的心中，浓浓阴影难以驱散。
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没有见到那些与丁玲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定是用企盼的目光在大厅里搜寻过。远远近近的风云波澜之后，我特别愿意看到那些在历史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相遇，如何含笑面对，或者漠然视之。
我最希望见到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来。周扬。夏衍等也没有来。在丁玲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都是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
他们当然无法参加这个集会。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周扬也重病在身，夏衍年岁颇高。我所考虑的是：即使身体健康，他们也不可能接到邀请；即使接到邀请，他们或许也不会参加。丁玲与他们之间，横亘着鸿沟，难以逾越。
沈从文与丁玲的矛盾，因丁玲公开撰文涉及往事而在晚年突起波折。至死他们相互没有谅解，而是把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留给后人描述、评说（参见拙著《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比较而言，他们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许多时代的、政治的因素参与其中，但毕竟更具个人色彩。在所有世纪，在所有时代，类似的个人恩怨，都有可能出现。这是文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上演着的人生戏剧。
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则不同。他们才应该是丁玲心中挥之难去的阴影。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1955年、1957年对她的无情打击，使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这阴影从来没有淡去。她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告别那些阴影？既然阴影给过她磨难，那么现在，当苦难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它们反而使她获得活力。在蒙受打击时，她奋力抗争过，在陷入逆境时，她默默等待过。现在，一切不同于以往。她以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示出她的个性，有意无意之中，与周扬（对手？）的相对是那样鲜明而引人注目。从这一角度考虑，以往的阴影对于她不再是政治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它给她以刺激，给她以活力，更给她新的感召力，或者说凝聚力。
于是，她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中心。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运动中与周扬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们，汇集到她的周围。她和周扬的对峙，半个世纪以来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一个完美的局面。
在这样的人与事的演变中，时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其间有过风风雨雨，有过起承转合，尽管与之关联的人们不断地交换和排列组合，没有化解的矛盾，却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时代，依然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延续。
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这些结也把时间紧紧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也是停滞的。
两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文学团体在中国的演变》。开始我想讲贯穿半个世纪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之争。可是，转而又起，“宗派”，一个多么难以讲述清楚的现象。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管文人也好，旁观者也好，本身就无法面对这个尴尬的现实。更何况纠缠其中的那些错综复杂难说是非的人际纠纷，也许是永远无法理清的一团乱麻。如此棘手的话题，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把它讲得明白易懂。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后，“宗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