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啥子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道。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子，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本来该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儿子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头呕气，总还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头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头颅是怎么滚下地的。
三四岁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眼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进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具、被害的革命战士血肉模糊的照片，还有人民大胜利后，枪毙了的反革命一个个死相狰狞的照片。
你们要注意，时刻警惕，有很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改头换面留下来，革命小说告诉我们国民党溃败前安排潜伏人员，要破坏这座山城，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那些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鬼鬼崇崇的人，要赶快去派出所赶快找党支部报告。
不断的警告和训示，搞得几岁的孩子成天眼睛东瞅瞅西瞧瞧，心里充满了紧张和恐慌，觉得个个人都象特务。下雨天，个个人头上戴着头笠，遮住脸，阴暗的天色下，个个都不象好人。
我很少到王妈妈家去，一看到她那革命烈属骄傲的笑容，我就想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吓得赶紧手捂住嘴。白天一想，夜里就添恶梦。
倒掉铁锅里的洗碗水，我把铁锅往木板墙上的钉子上一挂，拿起筷勺，端起一摞碗，赶快离开厨房。王妈妈怕么儿，她只不过借机发泄几句，几句之后就会转移目标。果然，我刚经过堂屋左侧楼梯，还未跨进我家门，就听到她骂起来：“电灯这么早就拉亮！天还亮晃晃的，又不是看不到。政府号召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这幸福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月电费肯定贵到娘心尖尖上去了，”她的声音又伤心，又气粗理壮。
我想复习数学，被那没完没了的声音吵得心烦，就只好到院门外去。天都黑得快垮下来，还说成白天？这电又不是你一个人缴费，每家每户分摊。我心里这么一咕哝，就马上想起被枪毙的照片，革命反革命，一张张挂满了墙壁。不知为什么，被枪毙的反革命裤子都掉下来，上面是血淋淋白花花的破脑袋，下面是黑糊糊不知什么东西。说是怕囚犯自杀，怕他们到刑场路上挣扎逃跑，统统没收了裤带。男人的那玩意儿怎么如此丑，而且只要是坏男人，挨了枪子，就会露出那玩意来？
3
乘凉的人，街沿摆龙门阵的人，全都回屋里去了。我在路灯下，默默地看着功课。眼睛开始打架，书页上字迹逐渐糊涂，扭动起来。我不时留意院门，怕被人插上，又要叫半天门，才会叫开。
我终于坚持不了，便拿起课本，端起小板凳，进院门。掩好重又厚的院门，拉上比粗杠子还长大的插销。院子里很静，白天的喧闹变得象前世的事，此时的寂静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切。
阁楼门半敝着，我进去后，关上门。秋老虎过后，夜比白日里要低许多度，天窗不时吹进些许风，空气不那么闷热，但也不必盖薄被。我脱掉衣服，换了件棉质布褂，躺在麦席上，扯过被单搭在身上。忽然布帘那边，四姐和她男朋友德华在床上翻身的声音传入我耳旁，我的瞌睡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四姐睡的那张床，以前是我们家几个女孩挤着睡，正对着阁楼的门。另一张床，靠门口，也就是我这刻睡的床，稍微窄些，过去是我们家二个男孩睡。屋顶从左墙斜到右墙，那儿最低。布帘在我们长大后才挂上，花色洗得象豆沙，还有一小块亚麻布连接两墙和布帘，放着一个有盖的小尿罐。
布帘那头又响起动静。德华掀开布帘进角落，解小便。他出来后，紧跟着是四姐下床进去。
我就这么闭着眼睛，听着床那边太响的小便声，成人的尿燥气涌过来，我还是未动。直到他俩回到床上躺得没声息了，我才翻了一个身，眼睛对着屋顶的玻璃亮瓦。
我们家从小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男女混杂的环境里，羞耻心，脸面，文明都是心里在撑着，兄弟姐妹间，都已习以为常。现在我四姐的男朋友，一个非血缘的人挤进我们这间小屋，与我们住在一起，我感到非常不自在。
月光蓝幽幽，从屋顶几小片玻璃亮瓦穿透下来，使阁楼里的漆黑笼罩着一种诡秘的色彩。房顶野猫踩着瓦片碎裂的屋檐，那么重，象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贴着屋顶行走，窥视瓦片下各家每户的动静。这个破损败落的院子，半夜里会有种种极不舒服的声响。忽然我想起那个跟踪我的男人的身影，他为什么老跟着我，而不跟别的少女？我头一回因此打了个冷颤。
究竟，究竟为什么我会出生到这个一点没有快乐的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来经受人世这么多轻慢、凌辱和苦恼？
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象石膏那么惨白。马上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应该看到生活令人兴奋斑斓的色彩，可我看不到，哪怕一些边角微光的暗示。我绝望地想，我一定得有梦想。现在我什么都不拥有，前面的岁月，不会比现在更强。我的功课复习似乎走入绝路，越背越记不住那些公式和理论。野猫溪一带几乎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怎会轮到我这个从没被人瞧得上眼的女孩身上？我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我的将来，和这片山坡上的人一样，注定了挑沙子端尿罐养孩子。
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怀有梦想，就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也行。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年岁越大，就越会成为一个辛苦地混混一生的女人。
4
一早父亲坐在堂屋楼梯边小板凳上抽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烟叶是最次的便宜货，味难闻，很呛人。我把头偏向一旁，避开漫散开来的烟。我没见过父亲在早晨吃过东西，最多抽一杆烟，他说，他不饿。我小时真以为如此，长大一些才明白，父亲不吃早饭，并不是不饿，而是在饥饿时期养成的习惯，省着一口饭，让我们这些孩子吃。到粮食算够吃时，他不吃早饭的习惯，却无法改了，吃了胃不舒服。
父亲停止抽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票子，是五角钱。票子中间一道新折，四角方正。他看看堂屋四周，见没人注意，便迅速地把五角钱的票子塞到我手里。
我一下未反应过来，不知父亲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地给我钱。
拿着钱，我一步步顺着楼梯上阁楼。白日的光照射下阁楼异常陌生，隔在两张床间的布帘半拉开，四姐和德华都不在了，被单和枕头歪斜，破竹片伸出来。我任书本从膝盖滑下地板，坐在自己的床边。云影一遮住山坡，阁楼里光线马上变得很阴暗。
母亲的声音从楼下屋子传来，她是在和父亲说：又要去江边了，才没隔多久，不知啷个搞的，又一背篓脏衣服？
我盯着手里崭新的五角钱，听着母亲的脚步声朝院门方向走去，我突然明白过来，今天不就是9月21日，我的十八岁生日吗？难怪父亲破天荒地悄悄给我五角钱。
母亲，她应当记得我的生日，可她没有，昨天也没提起，她不象要给我过生日的样子，自个儿朝江边洗衣服去了，连叫上我的想法都没有。
母亲从没给我过生日，那是以前，可这是十八岁生日，她比我更明白十八岁对一个姑娘意味着什么。母亲对我是有意绕开？不，她根本就忘得彻彻底底。她记得又能怎么样？只要是我的事，她总不屑于记在心。
我下了楼，有意不和父亲打招呼，就出了院子。
爬上中学街坡顶，经过小学宿舍院子，那儿经常坐着站着几个退了休的教师，抱孙子外孙，看过路人。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太叫住我，说遇到过我大姐。
好象不止一个人。老太太说，我大姐肩上挎了个旅行包，和一个矮个胖胖的女的在一起。人多，她说她未能叫住大姐。
我终于盼到大姐回来了。
但往前走了没一段路，我想，大姐从外地回重庆了，怎么不回家呢？她不是那种喜欢把事搞得神神秘秘的人。我不太信老太太的话，她准是看错人了。
我朝石桥走去，各样各式的人拥挤着。这是个星期天，又未下雨，天气又不热，仿佛远近的人都赶集来了。农民挑着蔬菜，还有各式各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早已扎断了区政府规定可摆摊的二条街。吆喝声论价声苍蝇嗡嗡声混杂一片。一个小贩坐在长条木凳上，正在从竹篓里抓鲜活的青蛙，当脖胫一刀，熟练地一把剥掉皮，掏掉内脏，露出白嫩的尚在抽搐的四肢。他的手和塑料围裙一样血迹斑斑，脚下黑黑红红的肠肝肚肺、绿色的皮扔得四处皆是，盆子里有宰剥完毕的青蛙，横竖堆压着相连的大腿小腿，血水依着乱石堆成的街墙流淌。
我下了一排石级，绕开拥挤不堪的路段。但人还是很多，一家一家，大人牵着小孩，有说有笑，亲亲热热。邮局，电影院，茶馆，没有一个地方人少。
买个什么样东西，给自己过生日？我继续走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经过照相馆。五角钱在我和父亲眼里值个数，但照个最低价的单人标准相都不够，橱窗里已经换掉举着语录戴着像章男女的形象，挂出了烫头发穿裙子作出姿态的女人的笑容。对面是药店，旁边是百货商店，我几步走了进去。
从一个柜台到另一个柜台，看不出哪样东西既是我要的，又是我能买的。化妆品有了种种新鲜玩意：口红、胭脂、眉笔。我买不起，它们和“美容”二字联系在一起，我不明白这二字有什么用。
我直接上了顶楼，站在那儿可望得很远：长江对岸，江北青草坝，江北造船厂及古塔；往东能看到石桥广常石桥广场在我的视线下，并不象走进去那么庞大，它一边靠菜市场，一边是小块相间的农田，另外二边是肮脏巨大无面目的建筑物：铁器加工厂、关押政治犯和长刑期重犯的省二监狱。
石桥广场原先只是一个较宽敝的空地，本地人乱堆垃圾、废砖，就无法种菜了。
我还在读初二初三时，每周得停课二天，义务劳动，从江边挑沙子来填平大大小小烂坑，扩展成一个象模象样的广常所有的小学中学生都得跟当地的成年人一样劳动，下有定额，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规定的数额。
石桥广场最光彩的时刻，是开本地区的公审大会，临时用木板搭起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胫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写着“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还有我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划着大红×。卡车在南岸地区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没几年前，枪毙人就在广场土坎上执行，示众效果好，但场面喧闹激动，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差错，打不中要害处，犯人乱嚷乱吼有辱伟大领袖。有一次有个犯人脑袋打碎，身体还朝观众奔了好一段，好些人吓昏过去。甚至还发生过犯人挣脱捆绑，在杀场上忘命逃跑的事。此后，最后一幕毙人就改在无法奔逃的山沟里进行。
连我也险些在这个广场送了一条命。初中要毕业那一年，开公审大会，审判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被称作“打砸抢分子”。在派性武斗时枪炮打死人，血债要用血来还。开公审大会时，学生由老师带来受教育。起码有万人挤在这个叫广场的地方，连墙上也坐满了人。那天阳光普照，陡然响起炸雷，闪电交错，几秒钟不到，下起大雨，正是宣判死刑即将执行枪决的时刻。公安人员不让人撤离，大雨淋得每个人象落汤鸡，没人敢动。突然，靠马路那头的墙倾坍，随着墙土倒下十多人。即刻全场炸了窝，神经绷得紧紧的人，从倒塌的墙、从倒下的人身上往外扑逃。我害怕得悚悚抖，躲在一边不敢动。身后的人，尖叫着从这缺口往外涌，互相践踏。会场大喇叭叫大家镇静也没用，警车，救护车乱成一团。
“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有一年长江涨大水，又下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时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俱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份量多，萝卜缨，蒜，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