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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羯座的人总是清醒冷静的，而双鱼，他们糊涂，拿不定主意，三心两意。
是爱眉告诉我的。
所有关于星座的事都是爱眉告诉我的。
爱眉的身体是对世界的感应器，这台机器如此精密，使她能捕捉到风中带来的气息，树木枯荣带来的气息，人的气息，星体在运行中相遇而形成的引力，某种强烈的愿望带来的空气的颤动。她的身体象一根柔软的丝线，每一点动静都能使她激烈地抖动，她被这些抖动折磨得心力交瘁，没有哪个星期，哪个月她是健康而安宁的，她被她敏感的身体拖累，失眠、头疼，便秘，浑身不适，精神恍惚。能够治愈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关闭这台敏感机器感应世界的触角，而这，是她死也不干的。
每次爱眉嘘嘘叨叨地谈论她什么什么地方不舒服，空气什么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听，说实话没有比身体的感觉更难交流了。但是每次她说完，我都会劝她：“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种一年菜，你什么毛病就都好了。”
话是这么说，可你做不了违反你本性的事。
认识爱眉是在大学毕业以后。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该怎么描述我那时的生活呢？如果我有刘震云的胸怀和文笔，就可以写一篇《单位》，可惜我不行。在出版社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我是一个懒散随便，迟到早退，不求上进的典型。常常有老同志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说年轻人不懂得爱惜自己，不懂得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一个魔羯座的人不懂得爱惜自己？不懂得努力工作的重要性？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的出版社位于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旁边，每天中午吃过饭，编辑们便三五结伴去批发市场买菜，共同讨价还价，然后提回许多葱绿水灵低于零售价的蔬菜。下午的时候，你常常可以看见办公室里几位同志围坐在一起摘菠菜，剥青豆，如果你聪明便能明悉其中人际关系的悬机，谁和谁投契，谁和谁不对付，在这些摘菜的闲聊中，造就了许多恩怨是非。
这里面的确有很多故事，但是都与我无关。当然，不止一次有人邀请我一起去买菜，我拒绝了。中午，我独自坐在阴冷的办公室里，想，再不会有比这更糟的生活了。再这样过两年，没准哪天我就会接受买菜的邀请，然后一步一步变成和他们一样人。所以，没什么可犹豫的，我辞了职。
我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靠写作为生，什么都写，那时候这种人已经多了起来。
爱眉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爱眉喜欢和明朗的人在一起，这样她那台感应器也会让她自己变得明朗愉快。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明朗的人，如果让我自己说我认为不是。
“你是另一种——你有很强的生命力，看见了吗？你有两条生命线，其中一条还是双线。这很少见。”
我得意地举着自己的手掌，朝着阳光：“真的？！”
“但是你放心，老天不会凭白地给你任何东西，他既然给了你比别人更强的承受力，他也就会给你比别人更大的考验。”
更大的考验。
你可能并不把爱眉的话当真，认为她只是那么一说，我可不这么想。
爱眉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获得的直觉能力是令人恐惧的。
就说李平这件事吧。
李平是朋友的朋友，因为为人风趣，有什么凑趣的事，大家都爱叫着他。那年他好好地开着一家广告公司，而且接下了一单大活——筹办冰岛另类女皇比约克的北京演唱会。他找到我，希望能帮忙组织一些文章，当时我正忙着写剧本，就把他介绍给了爱眉。而爱眉那个月正犯头疼，无力帮忙，又把他推荐给了另一个朋友。这单活最后到底是谁接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演出的时候我去了。比约克的水桶腰穿着一件粉红绸子连衣裙，唱歌的时候站着一动不动，把渴望挥手晃动，大声尖叫的观众生生凉在那儿，气氛总也热不起来。但是我喜欢她，她那奇特的嗓音穿透空气针一样钻进你心里，让你莫名惊讶，动弹不得，不由不赞叹还站在那儿来回摇晃的那些家伙心脏真是坚强。
演唱会不成功，因为没有赚到钱。
一个月以后，爱眉的头疼有了好转，我们约了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她说：“上次你让他找我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啊？”
“就是那个要开演唱会的。”
“李平。”
“对，开了吗？”
“开了，你不知道？”
“我这个月的头简直就是”
为了不让她继续谈她的头，我说：“我去看了，挺棒的。”
“是嘛。那天我本来就难受，一看见他——好家伙！”
“怎么了？”
“满脸晦气。”
“李平？”
“可不。”
我有点服她了：“好像是亏了钱。”
“是吧。”爱眉点点头，好像很欣慰。
后来我明白，爱眉的欣慰不是因为自己看得准，而是庆幸没有发生更不妙的事。
但是——从那次以后我再没见过李平，别的人也没有。他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过去听音乐会，看演出的时候常常能遇到他，那以后再也没有过。他的公司据说转让给了别人，而他不知去向。我向很多人打听过他，也有很多别的人向我打听他，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不见了！我并不认为他的人身安全有什么问题，他只是从这个圈子里消失了。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爱眉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更多的感知世界的能力，只是它们被封闭了，没有开启。既然夏天炎热的空气使你烦躁，北欧的忧郁症患者远远高于热带，那么如此巨大复杂的行星运动不可能不对你产生影响。无论是占星，批八字，看相都是完全唯物的，你不相信，只能说明你目光短浅，如同一个视力好的人和一个视力差的人，看到的东西自然不同。
这就是爱眉，后面还会讲到她。
离开徐晨以后，我过过一段单纯的日子，因为疲倦，找了个温和优雅的男友，然后厌倦了，重新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
我把那段日子叫作“红舞鞋时期”，
“红舞鞋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没心没肺，肆意妄为，带来的显著特征是男友众多。
如果坎黛斯·布姝奈尔把这写入她的的专栏《Sex and the City》（中文翻译为《欲望城市》），她肯定会这么描述：“有一阵子这女孩选中三个男人，分一、三、五和他们上床，这样还剩下四天的时间无所事事。关于空闲的这四天时间她当时想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再找三个男友，或者一星期和他们每人上床两次，剩下的一天作为休息。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行，前一种是因为她心不在焉常常叫错名字，记错约会。而后者，则需要他们对她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在开头就说过了，人的欲望前后矛盾，瞬息万变，混乱不堪，牵着你的鼻子让你疲于奔命。对于人类来说，欲望和厌倦是两大支柱，交替出现支撑着我们的人生。一切选择都与这两样东西有关。但是吸血僵尸不是，他们只有欲望；从不厌倦，也就绝少背叛。他们是我喜欢的种类。
在那段日子里，我遇到过很多不错的人，当然也有很糟的。这都是我现在的想法，那时候他们的好坏我毫不在意，只要有一点吸引力就行，那可能是微笑时嘴角的皱纹，某种疲倦的神情，某个背身而去的孤单背影，什么都有可能。
李寿全有一首歌，那时候常常听的，歌名忘了，只记得第一句：“曾有一顿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
我就像那个穿上了红舞鞋的村姑，风一般地旋转而去，不为任何东西停下脚步，不为快乐，不为温暖，不为欣喜，也不为爱。
也许我错过了很多东西，谁知道呢。
很多年以后，在街头遇到一个“红舞鞋”男友，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我对他的印象是不停地抽烟和一双修长漂亮的手，两三句寒喧之后，他突然说：“嫁给我吧。”说实话，我当时真想说：“好的。”就像在电影里一样，然后和他手拉手互相注视背身而去，在阳光的大道上越行越远，音乐起，推出“剧终”，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它至少应该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一次！我当时一边这么想一边站在大街上傻笑来着。
但是红舞鞋终会变成一双难看的破鞋，为了摆脱它那可怜的女孩砍掉了自己的双脚！2002年初春，一个叫作Kneehigh Theatre的英国剧团来演过这出戏，屠夫拿了把锃亮的杀猪刀（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刀，擦在地上正冒火星）对着女孩的脚比划来比划去，明知道他不会真砍，还是看得我心惊肉跳。
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幸福境界的门匙，放纵肯定更不是。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再次见到陈天的时候，我刚刚跟所有的男友断绝了关系，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整天不出门，不说话，只是关着门看书。我的一居室在父母隔壁，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来敲我的门，而我总是不吭声假装不在。
我戴着耳机反反复复听TEAR FOR FEARS的一首歌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不停地听：
“欢迎来到你的人生，
这是一条不归路。
大幕已经拉开，
你得扮演好你的角色”
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悲观厌世。
当然，我一直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个非我所愿而来，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个不折不扣的负担。只是凭着悲壮的热情和保持尊严的企图，我才背起了这个负担，同样出于尊严还要要求自己背得又稳又好。但那阵子我对这个工作失去了热情。
我试图寻找意义。
在这里我应该引用叔本华《悲观论集》的所有句子，但是还是算了吧。你一定已经读过，就算没读过，也可以找来读。
这种幽闭的生活过了两、三个月，唯一能够安慰我的便是看书，听歌和看碟——总之，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叔本华说的没错，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安慰剂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有很多很多人，甚至许许多多杰出的人都像你一样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和不幸，忍受着这个充满虚无的人生。
就是在那时我认定艺术家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们替不善表达的人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和善于表达的人取得了共鸣，而对于那些毫无知觉的人，应该恭喜他们，就让他们那样下去吧。
“欢迎来到你的人生，
这是一条不归路。
大幕已经拉开，
你得扮演好你的角色”
TEAR FOR FEARS悲怆的声音以无奈的调子这样唱着，到最后却仿佛自己也受了感动，歌声变得高亢起来，充满了金色的敬意和激情。
那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对痛苦和沉思感到厌倦了，站在中午耀眼的阳光里眯起眼睛，我简直不能想像我会干出那样的事——深夜跑到结了冰的什刹海，整小时地躺在冰面上，试图让深夜的寒冰冷却我身体里燃烧的痛苦，那痛苦无影无形，却如影相随，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后面去了哪儿。也许它是迷了路，偶然撞到了我身上，因为没有任何现实的原因，也就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这让它显得格外可怕。我敢说，我准是碰上了人们所说的“形而上的痛苦”。在这痛苦里我失去了所有的优雅作风，躺在冰面上大声喊叫，用了所有的力气大声喊叫，希望身体里的痛苦能够通过我的喊叫消散出去。
那天夜里四周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打扰我或挽救我，任由我呻吟嗥叫——那时候的什刹海没有路灯，没有栅栏，也没有寒冬夜行人。
多年以后，当抑郁症席卷北京，身边的朋友纷纷倒下，饭桌上的谈话变成比较“罗拉”、“百忧解”和“圣约翰草”的药性时，我才想到那个冬天我可能得了忧郁症。那痛苦可能完全是形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但当时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冬天结束，我把厚重的衣服收进柜子，花了很长时间在镜子前琢磨我的新衣。我那么专注于衣服颜色和样式的搭配，半天才发觉我竟然很有兴致！——也就是说它不见了！折磨了我一个冬天的痛苦不见了，我不知道它是走了，还是我已经对它习惯了。总之，我不再老想着它了！
好吧，既然我活着这件事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开始吧，大幕已经拉开，我得扮演好我的角色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观众是陈天。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陈天坐在窗前的大桌子后面，从正看着的稿件上抬起头，笑了。
“长大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一点都没变。”
“你可老了。”我向他微笑心里这么想。
我得先说我是去干什么的。
因为一个冬天的禁闭和思考，我基本得出了与浮士德博士相同的结论——人生唯一能带来充实感的事情就是创造，我既然要度过这个人生就得依赖这种充实感，这种“幸福的预感”，而我既无力“开拓疆土”，只会写作，只能写作，只有写作。于是我痛下决心，从此远离风月情事，远离情感纠缠，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人间琐事，让写作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当然知道创造除了需要决心之外，更需要的是“才能”，“才能”这件事说起来可跟你的努力，你的愿望都关系不大。想到此处我冷汗直冒，马上就想抄起电话打给爱眉，让她就我的金星相位谈谈我的艺术才能。可是如果她说我的相位不佳我可怎么办？我该怎么打发我的人生？
我的决心已经下了两个多月，每天对着自己的大堆手稿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出去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