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起用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右侍郎事。十二月，崇祯帝命已被贬黜的东林党人钱龙锡、李标、刘鸿训等为大学士、尚书要职。后又起复并任命东林党人韩爌为内阁首辅。袁崇焕在朝中的奥援者，逐渐恢复或晋升了官职。
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崇祯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的官职，兵部尚书是正二品；右副都御史是虚衔；督师是实职，管辖蓟（州）、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因蓟州、天津、登莱等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实际上主要管辖山海关外辽东地区的军政事务。按照当时的军制与官制，在外带兵的文臣，最高官衔是督师，通常以大学士兼任；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再次是巡抚，由侍郎兼任；巡抚之下才是武官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原来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尚书，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辽东最高官衔——督师。这时距他做七品知县只有六年。
朝廷为什么会重新起用袁崇焕呢？根据《崇祯长编》元年四月丙午的记载，推荐袁崇焕的理由其实就是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前六个字好懂，“曾经打过”这四个字不好懂。《崇祯长编》是崇祯帝死了之后修的，这时候已经是清朝，清人把这句话作了删改，说全了应该是“曾经与奴打过”六个字，就是说曾经与努尔哈赤和他儿子皇太极打过，并且取胜了。因为这个原因，朝中一些大臣建议崇祯皇帝重用袁崇焕。
朝廷敦促袁崇焕尽快到北京就职，催促使者，络绎道路。
得知袁崇焕升任蓟辽督师、并马上到京赴任的消息后，20位粤籍名士相聚在广州名刹光孝寺，为他赋诗绘图，宴会送别。这成为广东文坛史上的一段佳话。席间，赵焞（dūn）夫作山水画一幅，诸友题诗，袁崇焕也题了诗，图诗名《肤公雅奏》。《肤公雅奏》这个典故出自《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猃狁，以奏肤公。”毛传：“肤，大；公，功也。”就是向朝廷奏报大功。这幅《肤公雅奏》图诗当由袁崇焕珍藏，他蒙难后，被民间辗转收藏。清光绪四年（1878年），王鹏运在北京给《肤公雅奏》作题跋。1921年江翰携其到天津，罗振玉认为是真迹并作跋。1935年东莞籍学者伦明、张仲锐、容庚三人集资，以《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为名，影印50本，分送各大图书馆。1958年，原件曾在香港举行的广东历代名家书画展览会上展出，现收藏在港澳民间。
今人汪宗衍、颜广文等对《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的题咏者作了考证，从中可以了解到袁崇焕在广东所交的朋友和所受到的影响。
这21位人士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赵焞夫。画家。这幅《肤公雅奏》图；充满了诗情画意。画中有蓝天、碧水、青山、绿树、丽亭、小舟；小舟寓意给袁督师送行。
第二类袁崇焕和陈子壮。陈子壮，广东南海人，和袁崇焕同科进士，陈为第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陈子壮在做浙江主考官时出题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崇焕起复后陈也起复，官至礼部侍郎。后陈在广东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屈而死。
第三类黎密、欧必元、韩暖、区（oū）怀年、邝瑞露等。他们出身于广东名门望族，以名流自居，以诗社为聚，或议论朝政，或游历山水，期待着为朝廷重用，一展宏愿。其中，黎密，番禺人，明末清初与万元吉等守赣州，城破殉死。欧必元，顺德人，崇祯末以乡荐任广东巡抚，旋受排挤，还乡修志。其两个儿子后来都死在抗清战场上。韩暖，博罗人，后做过县令，清军南下，“扶义捐躯”。邝瑞露，南海人，出身富家，少年神童，成年后经历坎坷，著书作诗。他在一首诗序中写到：其兄“有扶风越石之志，以骠骑从袁督师，死于边”。区怀年，高明人，与父、叔三人皆负诗名，清初归隐故里。
第四类邓桢、梁稷、傅于亮等。他们出身平民，熟习经史，粗通武略，投身袁崇焕麾下为幕客。其中，邓桢，袁崇焕做辽东巡抚时即为幕客，后再次追随袁崇焕到辽东，曾受袁托返粤募修罗浮名胜。梁稷；后出塞为袁崇焕幕客，袁死后参与复社活动，与黄宗羲结为至交。傅于亮，也做过袁崇焕幕客。
第五类释通炯（光孝寺主持）、释通岸、释超逸，均为广州光孝寺高僧。他们虽身为禅师，却积极参与世俗事务，主动结交广州宦绅，使光孝寺成为晚明广东士子名流吟唱和议论国事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广东士人抗清失败后，避世入佛的重要寺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是自己的镜子。在光孝寺为袁崇焕饯行的都是他的同乡、朋友，都受到他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的感染。他们与袁崇焕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有热血报国的激情，也都有知识分子的自豪与轻狂。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袁崇焕的影子。
《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上的题诗，其主旨是：
第一，望他建功立业。以陈子壮“此去中兴麟阁待，燕然新勒更何辞”、释通炯“勋业岂归萧相后，壮图应占祖生先”为代表。
第二，咏他豪爽性格。陈子壮说他“高谈”、傅于亮说他“笑谈”、邝瑞露说他“谈锋”，都道出袁崇焕的豪爽性格。
第三，劝他知进知退。诗中有6人11次提到黄石公、赤松子、素书等，如邝瑞露的“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的隐诫。这个典故是说张良功成隐退，才避免被刘邦所杀。他们预见朝政昏暗、党争激烈，而对袁督师劝以良言。
在这次饯行宴会上，袁崇焕慷慨赋诗：“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著足空王地，多悔从前学杀人。”
袁崇焕辞别饯送的文友、法师等，乘舟登车，急奔北京。二、平台奏对
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十四日，崇祯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对朝廷大臣和蓟辽督师袁崇焕。
紫禁城一侧；这里是明代的平台有的书或电视剧说：平台是一座依宫而建半边向阳的阁台，凭栏处日可观花看景，夜可邀风赏月云云。这都是艺术家们的想象。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过，皇宫建极殿（今保和殿）以北居中为云台门，其两侧为云台左右门，又名平台。这里没有一泓池水，也没有可赏之花。明朝皇帝“召对”群臣制度，从万历中期怠政便中断。泰昌、天启两朝，没有进行“平台召对”。崇祯帝继位以后，崇祯元年（1628年）从正月到八月，崇祯帝在平台频繁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因在平台召对廷臣，所以叫“平台召对”。而袁崇焕是在平台召见时，“奏对”崇祯帝，所以我称作“平台奏对”。
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对大学士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崇祯帝这时登极还不到一年，就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可见他对辽东战局和袁崇焕本人的重视。
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展现了他的豪情和悲慨。《崇祯长编》记载：“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帝慰劳崇焕甚至。崇焕锐然以五年复辽成功自许，慷慨请兵械、转饷，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俱与边臣相呼应，始可成功。帝是之。命即出关，纾辽民之望。”（《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癸酉十四日）《明史？袁崇焕传》也记载，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表态说：“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而且具体阐述了复辽的策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崇祯帝谕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祯帝同袁崇焕对答完之后，稍事休息。
崇祯刻本《经世挈要》之“钦授兵部恭谋”
休息之后，崇祯帝又回到平台，继续议事。袁督师即再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就是说，辽东的事情很难，实现五年复辽的目标，需要户部、工部、吏部、兵部给予支持和配合。崇祯帝当即“饬（chì）四部臣，如其言”。就是当即指示户、工、吏、兵四部，在粮饷、器械、用人、兵将方面，都要事事给予支持。
袁崇焕又提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就是担心有人进谗言，从中掣肘。
崇祯帝倾听袁崇焕的讲话。然后，谕袁崇焕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崇祯帝优诏慰答袁崇焕。
这次崇祯帝平台召见袁督师，主要内容是：
第一，崇祯帝对袁崇焕示慰劳，赐尚方剑，以示重用。
第二，袁崇焕向崇祯帝表示：五年时间，恢复辽东。
第三，袁崇焕为五年复辽，提出五项具体请求——户部粮饷、工部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言官舆论，特别是兵械与粮饷方面，要给予支持、配合。崇祯帝答应了袁督师的上述请求。
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受命后带着尚方宝剑，乘骑出关。其《再出关》诗云：“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
从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可以看出，他有舍身报国、恢复辽东的豪情，也有忧谗畏讥的顾虑，豪迈中带着悲慨。而对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的规划，历来存在争议，下面作简要分析。三、五年复辽
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四个字，是否大话、空话？是否失言、谀言？从当时，到现在，有不同声音、不同评说，下面作简要分析。
有人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漫对”，是“自失”，是袁崇焕“聊以是相慰”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这段话出自《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wǔ）然自失。”怎样看待这段记载与论断？有加以考据与分析的必要。
第一，仔细一查，事有出入。《崇祯长编》、《今史》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明史？袁崇焕传》说事情发生在“召对”休息时间；《崇祯实录》又说此事是在“召对”后袁崇焕出了午门发生的对话。因此，这段记载是实是虚，值得再考证。
第二，事属推论，证据不足。有人认为：“事已到此，还有话说”云云。袁崇焕以前任熊廷弼、孙承宗都遭到朝廷小人、奸人、阉人、庸人的嫉妒，遭人排斥与陷害，而不得竟其志，甚至于被杀害。于是，袁崇焕再上言：“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长编》将此事记于平台召对后的两天，即十六日，而不是奏对的当日。
第三，时差两天，移花接木。有人认为袁崇焕奏对时又沉重地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条也是七月十六日的上疏，而不是平台召对的话。《明史？袁崇焕传》却将这件事记载于平台奏对。这或有“移花接木”之嫌，需要进一步考证。
《经世挈要》之“御览筹兵药言序”
第四，早有准备，态度认真。其实，袁崇焕的平台奏对，态度应当是认真的，酝酿应当是很久的，设想应当是慎重的，计划应当是可行的。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为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对，中间98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在来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复辽”的问题。袁崇焕受召后，扶病兼程，疏陈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报中崇祯帝对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认为，“五年复辽”不是“漫对”；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满足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第五，五年复辽，为其追求。正如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奏疏中所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至于后来“五年复辽”的事实成为泡影，于是就有“事后诸葛亮”者以“失败”来推论“当初”。
应当指出：当时明朝人对于辽东形势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分析。悲观派如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护卫关城；乐观派如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袁崇焕是乐观派，他对“彼”与“己”的分析是：
对“己”——
（1）皇帝英睿（对他超乎寻常信任）；
（2）内阁新东林内阁；
（3）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主要是东林党人；
（4）统帅自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
（5）户部供应粮饷；
（6）工部供应器械；
（7）吏部遴选官员；
（8）兵部作战协调；
（9）言官不乱弹劾；
（10）兵略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捷的经验。
对“彼”——
（1）老汗努尔哈赤败死在自己手下；
（2）后金汗位交替，内部不稳；
（3）皇太极在宁锦也曾败在自己手下；
（4）辽民对后金普遍不满与反抗。
对“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约支持明朝；
（2）朝鲜李朝国王李倧（zōnɡ）也对后金不满。
以上16条因素，如果最佳组合，“五年复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