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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附注：当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矩‘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的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家张目结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领着一批青年男女，扬长而去。她原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张少帅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老师被刺后，在沈阳公祭期间，日本总领事也假惺惺的来灵前鞠躬致祭。少帅说：‘我那时认真的动了几次念头，想把他抓起来枪毙，为父报仇。’少帅如真的干了，近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写了。】
再回头说说小徐和老孙为啥又吵得不得开交呢？原来小徐为段总理代拆代行，难免有点擅作威福，连黎总统都啧有烦言，他哪里把个总长看在眼内呢？老孙记在心里，多少也为着讨好黎总统，乃在国务会议里批评秘书长‘越权’。段为徐稍作辩护，孙乃向黎总统‘辞职’作抗议，而黎则袒孙斥徐，使段难堪，渐渐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争，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纵横与黎段交恶
我们在上节已提过，孙在国会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韬园派的领袖，与拥段的研究系斗争甚烈。其志不再小。因为国民党自宋教仁以来，一直就醉心于政党内阁。韬园派虽非国民党正统，且不时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孙洪伊在国会之内却要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对倒段和代之以政党内阁，则有莫大的兴趣。再者，孙更利用‘省籍情结’（且借用一个今日台湾的名词）来离间北洋系。孙与冯国璋是直隶同乡，因而向冯氏建议说，‘北洋系’顾名思义，理应以北方人（直隶人）为领袖嘛；怎能被一个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说得冯国璋也为之感叹不已。事实上，后来北洋系之分裂为直皖二系，终于引出一阵阵打不完的内战，孙洪伊这一类的政客，也有其极大的责任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客便是所谓‘纵横家’、‘策士’或‘说客’；从往古的苏秦、张仪，到民国史里的杨度、孙洪伊、杨永泰，也正是数之不尽的呢。因此段之邀请他入阁，显然也是一种统战手腕（再借用一个中共的名词），想化敌为友。殊不知孙在国务院内因与小徐不睦，又挑出个更严重的府院之争来，段因而也使出他独裁军阀的本性，于民国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孙洪伊免职。但是国务总理要辞退一位国务员，‘依法’还要总统盖印，可是黎总统此时却拒绝‘批准’，段乃于二十四日亲谒黎总统面索无效。三日之后，江苏督军冯国璋，竟亦致电黎总统，要求孙总长在内阁位置，不容变动。
于此同时，孙洪伊亦正四处奔走，联络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内为冯国璋竞选副总统。经过三次激烈投票，冯国璋终于获选如愿以偿（为李宗仁于一九四八年当选副总统前之第一个副总统的民主竞选）。黎总统并特许冯氏，援他自己以副总统驻节武汉前例，让冯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拥重兵驻节南京。这一来不特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军权也就一分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机要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竟然也是个资深的韬园派分子，在国会中与孙洪伊相表里，策动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总统，益发想运用国会为奥援，并联合北洋系的第二号巨头冯副总统，来共同对抗，甚或罢免那位倚赖北洋系军力而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岂是省油灯呢？他底下那一窝大小军头，又岂能视而不见呢？在段的坚持之下，在地方军头起哄声中，黎总统终于答应让孙洪伊总长‘辞职’（注意不是‘免职’），孙辞职之后便返回国会做韬园派领袖，就更是明目张胆的以倒段为职志了。在此同时，黎总统为安抚孙某，并提升个人声威，也坚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滚蛋不可。小徐滚蛋之后，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总’，那时叫步军统领，也就对孙公馆，由日夜守卫，变成旦夕骚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孙前总长乃一溜烟，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副总统了。不用说，冯段这两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从此反目成仇了。他两条虎狗交恶不打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来派系斗争的骨牌效应，什么鸟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就战不完的了。可怜茫茫众生，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在一部设计为‘通史’的著作里细说几位政客的意气之争者，就是想举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几个政客的意气之争，都无法解决，那么遇到国有大政待决，像后来的参战案，就会把一个政府，甚或一个统一的国家，闹得四分五裂了。
世纪末回头看去，试问他们这种两败俱伤，所为何事呢？朋友，这就是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议会政治嘛。他们以英美三权分立为模式。结果呢，画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内，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却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的三权分立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条件，一定要司法独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绝对权力，是谓之法治。上篇我们不引过一段杨度奢谈法治的牛皮？虎公（杨自称）曰：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重印于前引‘北洋军阀’第二卷，页九五六】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的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本世纪大审’（Trial of the Cen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绝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非蒋即毛，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底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它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形’（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毛主席曰，知识分子书读得愈多，愈没有知识。这句真是夫子自道也。毛说他把‘资治通鉴’看了六遍；‘红楼梦’看了五遍。读得愈多，包袱愈重，对民主政治，对社会主义建设，就愈没有知识了。毛公逝世之后，据说菊香书屋之内，一本马列书籍也没有。有心人临时送去一部资本论，壮壮门面。其实毛又何尝不读马列哉？余尝拜读毛公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颇怜其苦心也。只是您如去做赵匡胤的宰相，读‘半部论语’就足够足够了。但是您如做了转型期的执政党主席，读十部马列，也还是个二百五。十部马列管屁用？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毛泽东，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以上论袁诸篇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