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条航线接近日本，美日双方都知道对无人岛的争夺将是至关重要的。与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和塞班岛不同的是，无人岛的各个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任何国家曾在日本的神圣领土上踏上过胜利的足迹，因此美国人一旦登上无人岛也就意味着对日本的入侵。那么战斗就会更加激烈。
但是，就在美国人的来复枪和日本人的军刀即将在无人岛上短兵相接的时候，飞行员小伙子已经把战争带到了那里。
1944年和1945年年初，硫黄岛和无人岛上日本士兵的生活非常地枯燥、乏味、压抑，也非常危险。在硫黄岛上，日本小伙子在含硫的臭礁石上挖着洞穴和地道。每天他们在闷热潮湿的地下洞穴里挥洒着汗水。从塞班岛起飞的舰载飞机和B…24经常突然出现在该岛的上空，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在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硫黄岛上没有淡水，他们的指挥官为了给2。2万名官兵树立榜样，每天只用一茶杯水来洗脸刷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岛上的水源相对充足，是个繁茂的热带天堂。但在那里的2。5万名官兵在很久之前就砍秃了那里的山，他们砍伐树木建造掩体，找遍了岛上所有能吃的东西。
父岛除了是一个通讯枢纽之外，还是前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中转站。货船和运输船从日本航行600英里到达父岛，船只在那里的天然良港将装载的货物卸下，然后转移到小船上，再由这些小船将补给运到150英里之外的硫黄岛。硫黄岛没有港口，因此那些小船只能停泊在黑色的沙滩上或是在近海处等着那些船只到海上卸载货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切断了这条从日本经父岛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航线。日本的潜艇只是偶尔才能碰巧过关，但它们却运载不了太多的货物。
不久以后，无人岛上的士兵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被遗弃在那些荒凉的岛上。尽管这些士兵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天皇献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很自然，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活过这场战争，能回去再次感受妈妈的拥抱，能再度把心爱的女人抱在怀里。但这些小伙子们看到了成群的美国飞机在头顶飞行，海面上的本国军舰数目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东京的那些皇军将领已经决定让他们为国捐躯了，也知道自己挖的那些洞穴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坟墓。
1944年7月4日，迪克·沃尔霍夫的妈妈劳拉在美国准备庆祝祖国的169岁生日，她负责在她妹妹鲁阿位于堪萨斯州伊达纳的农场里搞一次独立日野餐。
农场的厨房里挤满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忙碌着，说笑着。“劳拉在家里年龄最长，”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所以由她来作大厨，每个人都听从她的安排去准备食物。”
土豆和豆角都是自家农场上种的，油炸小鸡也是自家养的。“我把小鸡的头放在砧板上，”鲁阿说，“然后拿一把短柄小斧头一下子将它砍下。在那个年月，你必须勇敢地去做每件事。我想我现在不能去杀鸡了。”
喝的饮料是柠檬汁，用鲜柠檬榨汁，然后往里面加点蔗糖，当时分配到各家的蔗糖很少，所以很宝贵。“我们在家里不喝啤酒，”鲁阿回忆道，“我们没有啤酒也挺好的。”
炸鸡的香味一定会让劳拉想起她的儿子。迪克在过去的两年中请了几次假回克莱森特。在他最初写给妈妈的那些信中，他请求妈妈“别再在信中和我说什么炸鸡的事儿了，因为最近的三个星期我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我们成天吃豆子。我们在这儿不用看日历就能知道哪天是周六，因为每个周六早上我们的主菜都是豆子”。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劳拉都会给他做好多炸鸡让他吃个够，至于豆子就不让他吃了。
迪克还有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在信中写道，“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躺在软乎乎的床上睡个够。在吊床上根本就睡不好觉，好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从吊床上摔下来过，身上都摔出血了。那床有四英尺高，而地面又特别硬。”
这个7月4日对于劳拉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而如今这两个儿子都在为国作战。她可以很骄傲地炫耀这两个孩子：一个是在太平洋打仗的迪克，一个是在非洲当兵的大儿子劳伦斯。劳拉十分牵挂她的两个孩子，但她还是处处往好的地方想，并且让自己忙碌起来。她还是每周在美容室里工作六天，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是靠这份工作养家NFDA7口的。而像今天这么大型的家庭聚会当然也会让她分散一些精力。劳拉不得不抓上一个人来帮她扭动木质冷冻机上的摇柄来把甜奶油和糖加到自制的冰淇淋中去。那些冰是从一个邻居那儿买来的，邻居冬天的时候从河里切下了那块冰，并用稻草包把它裹起来存放在附近的地窖里。在炎热的七月，摇冷冻机可不是个容易差事，这对小孩子们来讲太辛苦了，所以劳拉只好派一个没事儿做的大人来干这活儿。
下午的时候，全家人就围坐在后院的餐桌前或是有阴凉的门廊上聊天，太阳下山后就到了放焰火的时间。最开始是给小孩子们放那种闪着火花的烟火棍儿，然后就是给十几岁的孩子们放爆竹，接着就到了每个美国家庭在独立日这一天的庆祝高潮——那就是开始燃放只有大人们才能放得了的礼花。
“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些烟花，”鲁阿姨妈说，“他们在空中绽放，上百万颗火花点燃了夜空，闪闪发亮。”
就在同一天，迪克正在“约克镇”号上，这艘航空母舰1944年6月30日从埃尼威托克岛出发向北航行。7月3日，美军驾驶着战斗机对硫黄岛发动了袭击，但是日本飞机升空拦截了他们。军舰的行动报告中写道混战的结果是，12架日本飞机被击落，而美军的飞行员阿瑟·沃德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大清早，也就是7月4日，又一轮军事行动开始了。“约克镇”号当时距父岛66英里，天空正下着阵雨，只要风向合适飞机就马上出发。迪克所在的那架”俯冲者”是由欧文·欣茨驾驶的，迪克坐在他身后的机枪手位置上，凌晨五点，也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段时间，他们起飞了。在前往袭击的路上，迪克在五点五十四分看到了日出。
迪克和他的战友们在1。1万英尺的高空绕着父岛的港口盘旋，寻找着将要轰炸的军舰和船坞。六点四十分，他们开始俯冲。按计划，他们要在1。1万英尺的高度急冲向下，在2000英尺的高度投放炸弹，然后在1000英尺的高度调转机头逃离——这是一次典型的俯冲轰炸。不幸的是，这个计划对于岛上的敌军来说也非常地合适。父岛港口的外形就像一只“宾治酒杯”，四面被多石的小山环绕，只在西面有一个可以逃离的小豁口。要想在这个地方进行俯冲轰炸极其危险。飞机俯冲到山顶以下的海拔时，高射炮炮弹将不仅仅是从下面发射出来，而是将从四面八方射来。当飞机逃离后开往西面时，日军的炮火就会从上面的山洞打下来。
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俯冲下去，日本的高射炮朝他们疯狂地开火。华伦·莱特的飞机被打中起火了。只见一支降落伞打开了——不知那个人是华伦还是他机上的机枪手佛瑞德·普赖尔。跳伞的人降落在港口，结果坠入了水中。紧接着，又有一架飞机起火了。飞行员杰克·德赖斯代尔和机枪手布鲁斯·道尔顿也失踪了。
接下来，轮到了迪克。
就在劳拉·沃尔霍夫凝望着堪萨斯的夜空时，她的脸庞被红色、白色、蓝色的焰火照亮了。她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她的儿子却在空中看着下面绽开的焰火。他看到的彩色焰火是从地上向他发射的炮弹爆炸时的火光。其中一颗炮弹找到了目标，狠狠地击中了迪克的飞机，飞行员欧文·欣茨当场死亡。
飞机也即刻炸得粉碎。
这时，迪克发现自己已从支离破碎的“俯冲者”中逃了出来，正在自由下落，他用力拽开了降落伞。刚才击中飞机的炮弹有一块弹片崩到了迪克的右腿上，血流不止，疼痛难忍。迪克后来降落到了无人岛上。
他落地的地方是港口，落在那里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脱身。就在他向岸边游去的时候，三名日本士兵向他亮出了刺刀。看来迪克这次是在劫难逃了，这个克莱森特老虎队的优秀运动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救生刀向前挥去。结果敌人的刺刀一下子扎进了迪克的肩膀，结束了这场对峙。他是日本人那天抓获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
迪克的飞行生涯结束了。就在两年前的同一天，他的妈妈在他的入伍志愿书上签了字，使那一年的7月4日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迪克被带走之后，又一群飞机突然出现在无人岛的上空。来自西雅图的飞行员比尔·康奈尔当时报名参军的理由是他觉得飞行是一件很“酷”的事儿。现在他正坐在一架双座俯冲轰炸机的仪表盘前，后面坐着机枪手本·沃尔夫。天还没亮的时候比尔和本就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了，现在七点钟刚过，他们已经飞行在父岛的港口上空了。“我们能看到两艘货船正开进港口，”比尔回忆道，“那就是我们准备袭击的目标。”
就在他开始俯冲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他飞机附近炸开了，比尔被这一下震得昏了过去。“我恢复知觉以后，”他说，“开始试着重新操纵飞机。我往后拉操纵杆，但是根本没反应。机尾被炸掉了，右翼也不在了。我就像一片树叶儿从天上落下，飞机前后翻转左右摇晃，就像一片叶子。”
比尔把飞机上的炸弹都扔了下去，然后对后座的本·沃尔夫大喊，“跳下去！快跳下去！”比尔无法转过头去看他的机枪手是否还活着，他甚至不知道本是不是还在飞机上。直到今天，比尔都不知道本的下落。
“我等了几分钟，是想让本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出去，”比尔回忆说。“然后，我也解开皮带跳了下去。”
比尔·康奈尔从8000英尺的高空飘了下去，下面的日军机枪手朝他疯狂地射击。“我看到子弹朝我飞过来，”他说道，“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天哪，今天可是7月4日啊。’”
比尔最终落到了港口，他卸掉了降落伞的背带，开始给救生背心充气。就在这时，他刚才本想炸毁的那艘军舰从他身边驶过。“他们把机枪对着我瞄准，但是并没有开枪。”他说。
比尔在港口的水面上漂了大约45分钟。没有人愿意出来把他打捞起来，直到后来轰炸袭击结束后，才有一艘载有10名船员的小船把比尔从水里捞了出去。
“他们把我拽上了船，”他说，“然后开始对我大喊大叫，还打我的头。日本人不用拳头，他们用手掌打我脸。”
后来，他们把比尔扔到了甲板上又掴又踢，但这是想吓吓他；如果他们想把他骨头打断的话，完全可以那么做。“我当时很怕死，”比尔说，“我想我死定了。”
船员们把比尔虐待了10分钟后，就用一根有一英寸那么粗的绳子把他从肩膀到膝盖绑了个结结实实。比尔说：“我当时就像一具木乃伊。然后他们把我这个木乃伊扔到了船头，朝岸边驶去。”
上岸之后，他们蒙上了比尔的眼睛，把他双手反铐在背后。就在这时，天上又出现了数架飞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比尔被扔进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然后那辆摩托车开进了防空洞。
空袭结束后，那些人把比尔·康奈尔带到了半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在了一棵树上。“他们蒙住了我的眼睛，”他说道，“把我双手向后绑在了一棵树上。接着他们使劲儿往外踢我的腿，这样我的双腿就伸向了前面，屁股离地面有几英寸的高度，这个姿势让我浑身疼得厉害，我疼得眼泪都掉了出来。当时我觉得肩膀都快被撕掉了，我试着用脚跟儿撑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移向大树，可就是怎么也动不了。那些卫兵看着我的狼狈相大笑起来。真是太疼了，简直无法忍受。”
六个小时后，比尔的上半身失去了知觉。岛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袭，炸弹就在比尔身旁炸开了，卫兵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一大块泥巴突然崩到我的大腿上，”他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念头，觉得我的双腿可能不在了。我从蒙眼睛那块布下面的缝隙看了看，发现我的腿还在！”
比尔很幸运，他没有被炮弹炸到。那天仅从“约克镇”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飞机便向父岛投下了110吨的炸弹。
又过了约12个小时，卫兵们才把比尔从树上放了下来。“当他们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的时候，”比尔回忆道，“我的手指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因为它们都肿得挤在了一起。我的双手看上去就像长在手臂一端的两个大肉球。两只手都紫了，我当时就想这双手八成是不能用了。整整两天，我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那天晚上，比尔又被双手背后地绑到了另一棵树上，但这一次绑得要松得多，而且他也可以坐下了。当他被绑在那儿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走上前去，将一杆步枪对准了他的眉间。
“他的来意很清楚，”比尔回忆说，“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他的儿子，他想杀掉我来报仇。我想，‘那就听天由命吧！’结果卫兵们把那个人赶走了。”
最后，比尔被带到了日军指挥部，他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天。他被绑在了指挥部外面的一棵树上，每天都要被带到指挥部里面接受审讯。“他们问我各种问题，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个上将还多。”比尔说道，“他们问我，‘这艘航空母舰上共有多少架飞机？’还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务是什么？’”一旦比尔给出的答案不能让审讯官满意的话，卫兵们就会使劲儿扇他几个耳光，力气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绑在一块儿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们并不想杀掉我，”比尔说，“但是那种经历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尔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个饭团儿，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绑在树上时，眼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