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那位飞行员被杀死时，并没有任何人欢呼，“有的只有沉默。”玉村说。
飞行员被杀死后，吉井大尉向佐木医生挥了挥手，医生便走上前来。
“他解剖开那名战俘的胸腔，把他的肝脏割下来。然后有人把吉米的肝脏用盒子盛起来，送到了船上的厨房。”库瑞说。
“割肝脏的时候，大约有六七个人围观，吉井大尉也在其中，”玉村说，“我当时也在场，但我不愿意观看解剖尸体的场景。我知道吉米的肝脏被送到了无线电台的指挥部里。
“把肝脏割下来之后，”玉村继续说，“医生抬起头，我想他当时是看了看当天的执勤长官，他站在离现场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向他问道：‘我认为这就够了，我不想再割什么东西了，可以了吗？’执勤长官回答说：‘可以了，不用再割了。’”
“取出肝脏后，”佐木说，“我把伤口给缝了起来，然后又用剩下的线把脖颈处的刀口缝合起来，最后又把他身上的血清洗了一下。这些完成之后，我又把他的双手放到了一起，然后向他行了个军礼。行军礼时，有人在那里笑我，但对我来说，我还是感觉尸体也应得到起码的尊重。”
最后，吉米被埋在了他躺的那个土坑里。
玉村告诉我说：“他们当时在长官正式宣布解散之前就各自走开了。那天天气非常晴朗。”
22岁的军士玉村步行从现场回到了无线电台。
“事后，我感到有些困惑、伤心，当然还有些害怕，”玉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以前从未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取别人的性命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每个人又都知晓，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没有人再提起过它。”可杀人的情景在那三位“刽子手”的心目中根本不可能留下美好的东西。
“我不愿再回忆起那件事，”内田有纪说，“我也再没有和松谷了玄说起过。我们干那事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松谷了玄也是如此。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性情敏感。”
吉井下令砍了战俘的头，借此证明自己像的场少佐一样英勇，现在他又继续证明自己可以像的场少佐一样有胆量吃人。
“一名水手把报纸包的东西送来的时候，当时天已经黑了。”吉井大尉的勤务员铃木后来说，“水手告诉我说是大尉让送过来的，并让我保管好。随后我就把它放到了厨房里。傍晚的时候，大尉又让我把东西送过去，他当时这样对我说：‘把你保管的那块肉给我送过来。’”
铃木为大尉打开了那个包。“里面的那块肉颜色非常的黑，”铃木说，“我虽不知道肝脏应是什么样子，但那实在不能说是块肝脏。”
铃木走开后，吉井大尉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还有那包肉。而在当时，隔壁的军官食堂里正在举行清酒宴会。
“军官们举行个宴会，这我可以理解，”玉村说，“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肝脏的一块被做成菜，此后又被送到了军官们的饭桌上。当时吉井大尉强迫他们吃“肉”，军官们根本无法拒绝。”
“我听说是大尉本人把肝脏送到了军官的饭桌上，”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说，“但当他把肝脏拿到桌子旁，然后命令军官们吃掉的时候，大多数军官都离开了大尉坐的那张桌子。
（事情过后的第二天便有传言传遍了夜明山，在那座岛上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言，说吉米的尸体也被劈开了，被士兵们煮汤喝了。除了这个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之外，我已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很明显，他的肝脏是被挖了出来，这让很多士兵很夸张的以为他的整个身子都被劈开了。）
“食人兽”吉井大尉把剩下的那块肝脏放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有军官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总让别人吃一块。人人吃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却又不敢不吃。”
此后，玉村也读到过战斗部队吃敌人肝脏的描写。“日本人没有这个传统，”他解释说，“中国人以为吃敌人的肝脏能使他们增加力量。吉井大尉有些老古董，可能也这样以为。理所当然，吃敌人的肝脏能够引起敌意和仇恨，而他们也许认为吞掉敌人的肝脏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吧。”
“吉井大尉给了我一小块吉米·戴尔的肝脏，”玉村说，“拿到后，我不知道如何处置它，我感到那是人体的一部分，我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把它扔掉，我把它用针穿了起来，然后悬挂起来。可是它最终发了霉，我又不得不把它扔掉。
吉米牺牲一周后，他的父母才于1945年5月7日收到海军总部发来的电报，电报开头是这么写的：海军总部沉痛地通知你们
可电报也只不过是说他们的儿子“在行动中失踪”而已，并且吉米的长官在给他的父母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你们的儿子已乘降落伞安全着陆”。
就这样吉米·戴伊的家人都怀着希望。战争结束后，他们期望着吉米能突然从一个战俘营里出现。吉米的朋友和家人都满怀希望，并为他祈祷了一年，希望他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知道真相而已。
但格蕾丽娅·尼尔德当时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当时我的房间里摆放着吉米的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大照片，长10英寸，宽8英寸，”事情过去数十年后她这样对我说，“照片是他穿着海军军服时照的，照片上他笑得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亲吻照片和他一起睡。可在一天晚上，镜框突然掉在地上跌碎了。我惊醒后发现了跌碎的镜框，害怕极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吉米就是那一天被害的。”
第十六章 火战
请尽力去领悟这一点吧。听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但还要听下去。战争无道德可言。你残害儿童，杀戮妇女，致老人于死地。他们本不是你攻击的目标，但是你对他们却不加区别，一概杀害。这就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
——保罗·蒂贝茨，摘自《责任：父亲，儿子和战胜者》
自从马弗·梅尔尚、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2月23日被带走后，弗洛伊德·霍尔独自呆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直到2月26日星期一，就是吉米和格雷迪被处死的那天，也是华伦从的场总部被转到堀江少佐总部的时候，他才摆脱孤独感，两位飞行员初次在那里相见。
堀江少佐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矮个子，他在中国服役时一条腿受了伤，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位举止颇有文官特点的情报人员对立花和的场颇有微词，不像他们两人那样虐待战俘。他驻东京海军总部的朋友通知他日本舰队已经完蛋了，堀江意识到日本战败已经不可避免，
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由此他认为虐待战俘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美国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做甚至很危险。他告诉立花和的场两位将军，他反对杀害美军飞行员。两位将军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堀江少佐搞的是情报行动，他的角色只是配角，并没有实权。他无法决策，但是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如果由他关押就绝对安全。
他们在堀江的关照下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不但吃得好，还没挨过打，如果他们哪个想反抗或逃跑，那后果就不同了。但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岛上，没有逃跑的希望。
几次审讯之后，从这两个飞行员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挖掘了。华伦对堀江说他来自利西环礁，他“转移到离硫黄岛南部100英里的驱逐舰上”，这是他‘首次实地飞行’，但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在飞行数小时前才听上级简要布置任务，他们并不知道有关长期战略的部署情况。
堀江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他想提高英语水平，就请弗洛伊德和华伦给他上英语课。
“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两个小伙子对少佐说。堀江少佐将会需要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学一些在美国晚上出门的技巧也是时候了。
“他们教我怎么进夜总会，点酒水，结账，等等。”堀江后来写道。有一次上课时，华伦甚至拉着少佐的手教他在跳舞时怎么搂抱情人。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两天，弗洛伊德和华伦相互为伴，感到很安全，也许他们能活下来。
然而吉井大尉出现了。
1945年2月28日，就是吉米被他斩首后的那一天，他通知立花将军他需要另一名战俘。小管大尉记得吉井曾告诉立花，“战俘没有帮助我们拦截无线电信号，因此我让两个最年轻的军官杀了他。”
“是那样吗？”将军说，“那只不过是两人之间的普通谈话。”小管后来回忆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护着两个美国人，他问上司能否让其中一个来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点头同意了。吉井把华伦·厄尔带到夜明山上的无线电通讯站那里。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来的战俘，“我不喜欢干那种事情，”玉村回忆说，“因为我知道他对吉米都干了什么。”玉村是这个战俘的新保护人，华伦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间，这个电台用布帘遮挡着，“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欢其他任何人来到他的房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华伦和玉村在会客室里工作，“我那时不算太忙，”玉村回忆当时情景，“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收听短波，吉井告诉我要从他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电台来，督促玉村汇报战犯提供的情报。华伦告诉玉村，他来自“本宁顿”号航母，驾驶“一架单座的战斗机。”他老家在得克萨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统。他们一起截获附近航母的无线电波，华伦给玉村汇报每天所得到的情报。
吉井读了玉村的报告并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华伦所掌握的信息远远不止于你向我所汇报的那些。”玉村回忆说，“吉井说如果一名大尉没有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诉华伦，吉井想要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玉村记得那一刻“华伦说他还有更多情报没有告诉我，我可以杀了他，但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了”。显然，在这场为保护这个美国人的斗争中，玉村想尽了一切办法。几个日本海军官员甚至不等吉井来管，就过问起战俘的事来，“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喝醉了，”玉村说，“他们想来揍这个飞行员，在门外命令我把他交出来。我说：‘不行，先生们。’他们说：‘我们是军官，我们命令你。’其中一个还说：‘你敢违抗命令，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他拔出剑来。海军军士加贺站起来说，‘混蛋玩意儿，滚开，别管战俘的事。’”
醉醺醺的军官们后来跑到吉井那儿告状，抱怨玉村顽固，“于是我被召到大尉办公室。”玉村说，“他说战俘还是由我看护，我做得对。”
华伦在无线电监控器前度日时，经常发现有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是新到无线电通讯站的。他出生于夏威夷，说英语，和华伦一样非常想呆在父岛上。他是二等兵，叫岩竹。
岩竹曾在医院患腹泻，而在2月19日，有消息宣布：“美军已登陆硫黄岛。情况紧急，所有能行动的士兵需马上回归原编单位。”他回去“敲石块，挥铁锤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带到战地指挥部，告诉大佐，“这儿有个讲英语的小伙子。”司令对大佐说：“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讯连，你的工作很有价值，必须马上开展。”
岩竹就在吉米死后不久到了电台，他被介绍给华伦，但显得格外谨慎。
“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得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糊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冲你来”。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喜剧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