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三班学生佐藤静波有事要见山田老师，可以进来吗？’等听到老师说‘进来！’我们才能进去，这就像在军队一样。如果我们在去学校或回家的路上碰见老师，就要立正站好并且行礼。”由于那些拥护日本军国思想的年轻士兵在军营里长时间地忍受粗暴的体罚，因此，他们把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转还给了学校。佐藤回忆说：“如果你想把脸躲开，他们就会说你反抗老师，这样一来，你就得多挨两耳光，而不是像你所预料的那样仅挨一耳光。这时候，你只能忍着，咬着牙忍着。”
日本军队现在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天皇、政府和民众，他们开始敲响战鼓。“八绂一宇”的口号很快就成为日本超越海岸继续扩张的目标。横滨一家报纸的社论声称：“今天的日本确实不应再局限在它的小圈子里。它既不应满足于现在在亚洲所处的地位，也不应停留在它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上，在现今这个时代，日本正肩负着全球使命。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它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指挥着一切。它正与时代一同前进，最终将统治整个世界。”
一位日本陆军元帅写道：“一棵大树必须有根才能长高长壮，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颠有这样的根。它的势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通过这些国家增强了国力、财富和权力。美国也有这样的根——它的根正在美洲辽阔肥沃的土地里滋养着。除非日本也能把自己的根延伸到亚洲大陆，从而摆脱‘罐装植物’式的存在方式，否则日本终将枯萎死亡。”
服兵役的义务首先落在那些最贫穷的农民孩子身上。而那些家中长子、资本家、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等则可以暂缓服役。军官们把这些征召入伍者称作issengorin，意思是“一日元，五日分，”这个价钱是寄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合成美元不到一美分。
这些issengorin到了新兵训练营，就像是来到了苏联设立的可怕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日本的军队并不奉行惟才是举的制度，事实上，它更像是封建奴隶制，明显的分为上下两个阶级。上面一层是军官，他们要求士兵对待他们要像对待有特权的帝国官员一样。“总的说来，军官阶层有着类似封建地主的地位和权力，而士兵尤其是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悲惨至极，他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管理军营的军官们标榜自己说，他们富有日本传统的伟大的武士道精神。但是这些军人并不是武士。他们只是一个“仅强调军事课程”的培训体系的产品，结果这种狭隘的培训思路教导出来这帮思维僵化、缺乏经验的官方兵团。他们认为，过去武士的“纱罩”只会腐蚀日本引以为豪的武士道传统。
武士的价值观是人类最崇高的观念。如果一名武士未能与其荣誉相配，那就意味着给自己、家人和他的主人带来了耻辱，这时，他便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补偿他的过失。人们所知的那种仪式性的自杀方式就是切腹自杀。严格按照这种规则处世的武士被视为是在战斗中可信、无私和无畏的勇士。但是，武士只占日本众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做到切腹自杀的武士就更是微乎其微。
武士是精明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们为胜利而战，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保护同胞的生命。武士没有战争就是死亡这种战略上的概念。大规模自杀从来就不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的一部分。真正的武士会同意美国陆军将军乔治·巴顿的观点——“我们赢得战争靠的不是自己的士兵为国牺牲，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应该让对方的混蛋们为他们的国家牺牲”。
日本军方努力想把整个国家的男子都塑造成勇士，但这却歪曲了武士道的要旨，它们还开始鼓吹一种对死膜拜的卑劣教义。这一歪曲之后的版本不再体现武士们崇高人格的荣誉标准，而是将其崇高含义降低至只看重死亡和鲜血淋漓的五腑六脏。
1912年颁布的《日本陆军法规》是第一份系统陈述军方战略的文献。其中揭露了那些冒牌武士对于战略知之甚少且漠不关心的事实，而同时，他们却将大和民族精神大肆宣扬。“这份文件里到处充斥着这样一些词语，例如‘攻击精神’，‘自信成功’，‘效忠天皇’，‘热爱祖国’，‘绝对忠诚’，以及‘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绝对服从命令’。”
勇士们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丧失战斗力，因此军方就尽可能地将“死亡的可能性”从那些“一日元，五日分”（形容日本兵没有价值）的士兵头脑里除去，进而把这一弱点变成一种力量。军方把一种对死崇拜的邪教灌输到士兵们的思想中，以确保他们能为天皇而牺牲。军方认为随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士兵就会超越恐惧。那种为天皇而死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渴望，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会击垮所有的敌人。他们经常告诉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个人的生命与在战场上为天皇牺牲、为国家捐躯相比实在是一文不值。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许多日本军人都投降成了战俘，后来他们回到日本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明治天皇，这位崇尚大和民族精神统治者又颁布了新的法令：日本军人绝对不允许撤退、投降或者成为战俘。1908年的《军队刑事法规》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哪位将领在自己的部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就投降，或者是把战略要地让给敌人，那么该司令将被处以死刑。”在《野战勤务规范》里还有一条规定这样写道：“决不能被敌人活捉俘虏。”军方为了让士兵和军官们把这一点弄得清楚明白，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故事：笠智少校在失去知觉时被中国人俘虏了，但当他获释后便自杀了。评论说，“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帝国军人的光荣精神。”
同陆军相比，日本的海军要少些残酷，因为他们不太需要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但是他们也崇尚死亡。日本海军军歌“日本海大海战”中那段令人悲痛的歌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穿越大海，无数尸体漂流在水上，
穿越高山，无数尸体堆积在草上。
我们要死在君主的身旁，
永远都不回头望。
日军所重视的大和精神的第二部分是残酷。战争是冷酷无情的，它使得从事战争的人都成为杀手。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帝国那样，在他们的部队里系统地持续地灌输那种仇恨的思想。“残酷和残忍在日本军队里司空见惯，绝无例外。日本陆军是现代社会里最后一支原始军队”。新征入伍的士兵进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魔窟，他们每天都遭到拳打脚踢，被扇耳光，被痛打。伊藤还记得他第一堂游泳课：“他们在我身上绑上一条绳子，把我从一艘船上扔进河里，后来我因为灌了太多水失去了知觉，于是，他们就把我拖上来。可当我一喘过气来，就又被重新扔回到水里，最后我的制服都结冰了。”
所有军人都被他们的长官体罚虐待过。但是只有日本帝国军队积极提倡对士兵定期进行严厉的体罚。高桥渡边回忆道：“40多年来，我的耳鸣让我遭了许多罪。这还是我新征入伍时被老兵痛打后落下的病。那时候，新兵总是无缘无故就遭到痛打，这已经成了军队里的规矩。军人都非常无知，都失去了人性。他们甚至认为毒打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堂本回忆道：“在体罚之前他们总说要教给我们军人的精神，接着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立正站好，咬紧牙关，然后就开始用拳头揍我们。这还算是好过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用刺刀上的皮革带子抽打我们，或者用那种在室内穿的皮鞋揍我们，我们咬着牙忍耐到一定程度，油光光的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冒出。我有好几次几乎疼得晕了过去。”
新兵真嗣堂本的父母把儿子送到了仁慈的皇军那里。他回忆道：“他们用竹竿敲我的头，用皮拖鞋打我的脸。这种毒打把我的脸都打变了形。我当时非常想知道如果父母看到我的那副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NB23F本杉木是一个种水稻的穷苦农民的儿子，他记得他的长官每天晚上都打他，说：“每晚睡觉之前，我都至少要被痛打一次。他们的手要是打累了，就开始用鞋子打，那种鞋的鞋底都有钉子，于是他们就用坚硬的钉子鞋打你的脸，直到把你的脸打肿才肯罢手。”
大和民族精神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要对上司绝对地、毫不含糊地、从不迟疑地盲目服从。在明治的《士兵和水手的帝国令》中，第一篇文章就写明：士兵和水手的“基本义务”就是“忠诚”。但是日本士兵不像别国军队那样只需遵守权威的命令。因为日本军官与天皇有直接联系，因此他们的命令就象征着神圣的权威。他们教导新兵，要“把来自上级的命令看做是直接来自天皇的命令”。这就是说，所有命令均“真实可靠，不会有错，士兵对命令的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日本士兵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合法”和“不合法”这两种概念。
NB23F本杉木回忆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们，向我们灌输说天皇是一位活着的神。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此深信不疑。每天早上我们面向东方天皇的方向站成一排行礼。我们发誓竭尽全力为天皇效忠。这样的仪式每天清早都要进行一次。我们对那些军官也得绝对服从，因为他们是天皇选出的骄子。”堂本说：“我们把高级军官也当作是神，所以每天训练结束时，士兵们都努力争取为长官解开绑腿的机会。甚至在洗澡的时候，也有人争着抢着给军官们拿肥皂，为他们搓背。”
“没有人敢反抗，”NB23F本杉木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抗。军官打人打累了，就让那些年轻的士兵面对面站20分钟，然后再继续互掴耳光。这可真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因为你并不想把自己的战友掴得太狠。可是，如果你下手稍轻，那些军官就会责备你不够严肃认真。那么接下来的惩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堂本回忆道：“某些形式的惩罚侮辱了我们最起码的人格，军衔高的士兵在一边儿观看，咧嘴大笑。他们还说我们应该把这种惩罚看做是一种恩德，这就更使得他们的暴行名正言顺。我们时常无缘无故地遭到残酷的体罚，这种训练方式不仅破坏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也把我们转变成为‘靠条件反射盲目执行命令’的士兵。”
第四章 第三维
日本在发动袭击之前从不宣战。
—比利·米切尔，1932，引自《米切尔：空中力量的先驱》
在飞机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毕竟早期的模型看上去只是一部弱不禁风的机器，用几根晾衣绳把帆布和木头绑到一起，开动时发动机轰轰作响。“飞机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仍是由脆弱的木头和易撕裂的帆布制造而成（制作飞机的巨匠——波音公司起初是由一间木材公司起家的）。飞行员和乘客都须佩戴风镜和皮制头盔，他们系着安全带，坐在敞开的机舱里。当时飞机的引擎功率和剪草机的功率不相上下。机身上的调节装置简易又初级：稳定器、操纵杆、方向舵、节流阀、点火控制杆，等等。你只要坐进去把它飞起来就行了。”那些拥有无数战舰的海军上将和那些操控无数加农炮的将军根本看不出这些会飞的破机器上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
然而，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预见到了飞机的未来。比利·米切尔英俊潇洒，能言善道。他的父亲是密尔沃基一位富有的参议员。米切尔在一战中任职上校，负责指挥美国空军。米切尔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战场上地狱般的僵局——不计其数的军队陷入泥潭，无法前进，士兵们在淤泥中奋力厮杀。他是第一位在战争中飞行在敌人上空的美国人，他和他的战友——法国人、英国人一起为军方提供了战场后方的情报，并率领部队对敌人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比利打响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之战——二次大战爆发以前，根本没有任何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比利发现，他的飞机可以飞越敌人的封锁线，直接捣入其“要害部位”，也就是那些生产现代战争所需的枪支弹药的工业基地。他的飞机可以实施“战略性轰炸”——瞄准敌人的生产基地，切断他们继续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前线这个概念已经被淡化了，地图上标出的战壕也只不过是整个大战场的一小部分。飞机的存在就将战场延伸到了平民区、延伸到了工厂基地，这一想法不仅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不道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勇士在前线殊死搏斗，他们并不去杀害那些留在家里的母亲。然而，比利的观点则是：一旦敌人的工业能力被大大削弱，敌人就不再可能继续战斗。比利相信，飞机能够缩短战争进程，并且使战争的残酷性减小，因而更富有人性。不错，轰炸工厂车间、铁路、通讯网络是会增加平民的伤亡率，但是米切尔却是这样论证的，他说：没头没脑的阵地战中会有数以百万计士兵丧生，而与此相比，空战实际上是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的。空战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在那个时代，年轻的水手们正在安纳波利斯学习吸收战舰主义的要义，学员们在西点军校里学习如何骑马冲锋陷阵，但比利却始终坚信，空中威力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方式。一向习惯用两维——陆上和海上思考战争问题的军人们，现在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第三维”——空中。
大多数人都认为比利的观点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那个时候，连驾驶过小汽车的人都不算多，就更谈不上有谁开过飞机了。飞机以极易破碎而闻名——如果在飞行中碰到一条电线都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在地面上，一根火柴或是拿着斧子的小孩都可以把整架飞机销毁。20世纪的早期，战争对于那些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来说，就是工业革命所生产的大量钢铁，只有那些“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