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我敢为全部罪行负责。”
“为了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故意往黄油中扔钉子和玻璃渣，对此，您也敢负责吗？”维辛斯基又强调了一遍。
“敢负责，”捷连斯基顺从地答道。
这类神话必须编造一大堆，才能使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充分证明斯大林所炮制的一个观点：
“在我们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曾经出现过的食品短缺的状况。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我国某个地区会在供应上运转不灵，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会突然在食品上缺东少西。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这些叛徒！”
这些充当替罪羊的被告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可是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因此而有所提高，反而还下降了。
第二十六章 被利用的和被唾弃的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斯大林就开始大规模清洗和消灭审判闹剧的所有知情人，上至内务部头头，下到一般工作人员。
大批老契卡被处死之后，其位置逐渐被叶若夫从中央带来的人所代替。但这些“接班人”对侦讯工作尚不太熟悉，而斯大林又还需要有经验的内务干部来帮他组织下一次审判——公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人。出于这种原因，他经过选择，决定暂时留下几个他所了解的内务部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列宁格勒内务分局局长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劳改管理总局局长马特维·贝尔曼、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此外，他还宽恕了莫斯科内务分局局长列坚斯，此人是他的连襟，娜捷日达·阿和卢耶娃的妹夫。
为了表明自己并未插手消灭契卡的恐怖行动，斯大林向这些人颁发了国家最高级别的勋章．并任命弗里诺夫斯基·扎科夫斯基和贝尔曼为内务部副人民委员，协助叶若夫工作。叶若夫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要求在内务部里广泛宣传这三位副人民委员，让每个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了解他们三人对祖国立下的功勋。在内务部党的会议上，这三个人也因为始终坚持对党中央的忠诚而倍受奖赏。
这三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很象一则神奇的童话故事。开始，当内务部其他领导人纷纷被捕之时，他们三人吓得魂飘魄散，整天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自己的未日，却突然，云开雾散，魔术师的手居然把他们从必亡者的行列中拉出来，送上了权力的顶峰。
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忠诚似乎最受信任，他们居然奉命去杀害自己昔日的战友。弗里诺夫斯基毒杀自己的忘年之交斯卢茨基，就是这种自相残杀的最有戏剧性的情节。
甚至连那些认为这三人被赦免纯系偶然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判断有误。叶若夫的这三位新上任的副手，居然越来越显示出本身还有不少值得人们重视的才能。例如，过去的扎科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除了工作报告，从未写过什么东西。可现在，他俩居然受中央之托为党报写了一系列批判原反对派领袖的大作，还公开发出倡议，动员共青团员们起来同“党的敌人”作斗争。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份。《真理报》上，登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嘉奖今，授予扎科夫斯基列宁勋章，以表彰其“创造性地完成了国家的重要工作”。同年秋天，中央委员会又下令大量出版扎科夫斯基写的《谈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与间谍》一书，并建议全国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这本书的精神。
然而，一九三八年三月，经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竭尽全力准备的，同时有贝尔曼亦曾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宣告结束，他们三人也就成了斯大林不再需要的走狗。而且，这三个人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其中包括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之死，基洛夫遇刺，叶努启则和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悲剧，甚至许多很早以前的，明仁斯基和亚果达时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部的机密。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居然还了解到斯大林的另一重大秘密——杀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其他将领的原因。总因言之，他们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证人。
但斯大林现在要除掉他们却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也就是说，不能象对其他人那样，随便宣布达三人是间谍或叛徒。要知道，他们都是不久前才作为“党的忠诚儿子”补进内务部领导层的，而且还大肆宣传过，说他们不同于原内务部其他那些头头，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所以，现在要打一发他们去见上帝，必须绕个圈子。于是，这三个人分别调到其他部门担任了不同的职务。其中，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海军舰队的人民委员。但他们到职不久，就全部失踪了。
第二十七章 密友
从总人数上看，被斯大林整死的革命者，超过了被历代沙皇所屠杀的志士仁人。斯大林不仅彻底剪除了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敌，而且还消减了他们的拥护者。此外，为了不给自己的罪行留下活证人，他还把曾经忠实地执行过其犯罪指令的帮凶们一批接一批地打发到了另一个世界。斯大林甚至连自己在高加索时就结识了的老朋友也不肯放过，而原因只有一个—一他们太了解他的过去了。总之，斯大林在其漫长的血腥统治时期，杀掉了不计其数的人，但在其累累罪行之中，我最为震惊和不解的，则是阿维尔·叶努启则的惨死。
叶努启则与斯大林是少年时代的知心朋友。三十年代中期，叶努启则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首脑，但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那些曾使他闻名全国的革命家的优秀品质，蜕变成一个典型的官僚，满足于奢侈的生活和巨大的权势。
有一次，我问叶努启则的秘书（他是我的老朋友），他的上司最喜欢什么。他回答说：
“啊，他呀，现在最喜欢同沙皇比生活，看自己哪一点还不如沙皇。”
说完这句话，我的朋友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眼里闪现出调皮的目光。见我疑惑不解，便又补充说，他的上司是个“最优秀的农夫”。
我始终弄不懂，斯大林与叶努启则之间深厚友谊的基础何在，要知道，他们是两个在各方面（甚至包括他们两个的外表和仪态）都格格不入的人。叶努启则是个典型的男子汉，身高体壮，头发浅灰，举止彬彬有礼，给人好感。他与斯大林集团中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官瘾很小。有件事我了解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打算把叶努启则弄进政治局，可这个精于仕途的阿维尔却说：“算啦，算啦，我反正不会撂担子。你最好还是将这把交椅给拉扎尔（即卡冈诺维奇）坐吧，他可是老早就想得到它啦！”
斯大林同意了。他知道用不着以小恩小惠去笼络阿维尔，对这个人可以绝对信赖，不需专门给以奖赏。据我所知，从那以后，即使政治局内有了空额，斯大林也没再出现让叶努启则补位的想法，而是把这空额用作最迷人的诱饵，收买其他的觊觎者。
现在，当我对叶努启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则倾向于认为，他当初之所以谢绝进政治局，并不是缺乏抱负，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要在斯大林的政治局里占据一把交椅，就得变成一个心狠手毒和丧失原则的人。
而叶努启则是个心慈手软的人，他最爱替人排忧解难。许多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能想起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任何有关请求减轻处罚的申请，只要递到了叶努启则手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往往都会尽量予以满足。被清洗者的家属们都认为，叶努启则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高级官员。事实也确实如此，叶努启则曾给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送过食品，还派过医生去为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治病。对这些事情，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既然问题涉及了叶努启则，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在这方面，我也能算个证人，因为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很能说明叶努启则的为人。那是一九三三年，我正在奥地利工作，家里人也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叶努启则来了，还带着秘书和最好的医生。他们一行人在冯·诺尔敦教授的医院里稍事逗留之后，便去了泽梅林格的下榻地：他们在该处一家最高级宾馆里包了许多房间。隔了几天，我与妻子因事去维也纳，在苏联大使馆附近与他们邂逅。叶努启则立即邀请我们一块去泽梅林格度假。途中，路过一个小镇时，正赶上乡村集市。小镇上热闹非凡，有传统的旋转木马游艺场，还有各种简单的民间娱乐活动。我们也停下车来，欣赏这充满生气的场面。这时，一群身穿高加索民族服装的哥萨克人，从离公路不远的跳舞场向我们的轿车围了过来。他们在叶努启则前面跳起了高加索舞，手中的匕首玩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哥萨克们知道自己的观众是苏联政府官员，而且还是地道的高加索人。他们如此卖力地表演，无非是希望我们能慷慨解囊。果然，跳完舞后，一个人走近我们的汽车，气喘嘘嘘地向我们伸出自己的高加索皮帽。叶努启则当即摸出钱夹，往那皮帽中塞进一张一百先令的钞票。然后，他又招手把跳舞的人全部请了过来，一人给了一百先令。当时，一百奥地利先令相当于十五美元——很可观呀！
当我们继续赶路时，叶努启则的贴身警力对他说：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这些哥萨克过去都是白匪呀！”
“那又怎么样？”叶努启则嚷了起来，激动得脸都红了。“他们也是人”
叶努启则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使我终生难忘。当然，对他这种挥金如土的作法，我并不赞赏。我心里在想，为了他在这一分钟里扔出去的钱，国内一户农庄庄员得整整劳动一年。此外，也只有他阿维尔才有权如此慷慨，若是换成其他任何人，都会因此丢掉党票。
叶努启则没结过婚，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孩子，尽管大自然把一个模范家长的全部品性都给了他。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温情都倾注在周围人身上，倾注在自己的好友的孩子们身上，甚至不惜购买贵重的礼物送给这些孩子。在斯大林的子女眼里，最可亲最可近的人显然不是他们那永远阴沉着脸的父亲，而是“阿维尔叔叔”，因为后者会游泳，爱玩雪橇，满肚子都是有关斯瓦涅特山山神的故事，还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高加索民间传说。
阿维尔·叶努启则不仅是斯大林的子女们最崇拜的人，更是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最知心的朋友。他曾经同她的父亲是最亲密的战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在叶努启则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所以，每当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争吵之后，叶努启则都不得不去充当调解人。
从表面上看，在斯大林周围的所有亲信中，只有叶努启则的地位最稳固。正因如此，他在一九三五年初的突然失宠，惊得内务部官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还引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传闻。其实，只要留意一下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应该意识到，叶努启则对自己的前途早就不那么乐观了。在那篇文章中，叶努启则不安地指出，在过去那些有关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地下斗争的回忆中，夹杂着不少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和歪曲事实之处。作为例子，他还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犯过的一个错误——过份夸大了他个人在领导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展地下斗争中的作用，尽管这一“错误”早已写进了苏联大百科全书。
当然，仅凭他这篇故意贬低自己而把领导外高加索地下斗争的首要功劳让给斯大林的文章，尚不足以证明他已经失宠，因为当时莫斯科正在加紧进行篡改党史的工作，其目的是要突出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把他美化成布尔什维克党在地下斗争时的首要领导人和英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叶努启则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给其他老布尔什维克作个榜样，提醒他们应该重新评价和改写过去所发表的回忆录。要知道，在那些回忆录中，老党员们有的根本没提斯大林，有的虽然提了，却没有予以“应有的地位”，而这些做法，现在显然已经不允许了。
斯大林周围的人，对哪个官员得势，哪个官员失宠，是相当敏感的。可这一次，他们却未能立即察觉到斯大林已经改变了对叶努启则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曾极力掩饰他与叶努启则之间的矛盾，显然，他还期待着对方某一天会向他妥协。甚至连叶努启则“迁出”克里姆林宫这样重大的事件，居然也没引起任何关于他已失势的怀疑。此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斯大林通过电话，命令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向莫斯科提出申请：请中央放叶努启则回外高加索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几天之后，《真理报》上便出现了一则通告，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满足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请求，这样，叶努启则同志将去第比利斯工作。不知内情的人完全可以认为，叶努启则是作为斯大林的全权代表去外高加索加强工作的，但克里姆林宫中个别的人却很清楚，叶努启则并不是带着什么光荣使命去外高加索，而是被斯大林一脚踢出了莫斯科。然而，就是对这个别人来讲，斯大林究竟为什么要同自己唯一的密友分道扬镇，也仍然是个谜。
从莫斯科到第比利斯，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对叶努启则重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前程，这些时间是足够了。我想，斯大林一定期待着叶努启则到第比利斯就会给他寄来一封请求和解的悔过信。如果那样的话，斯大林一定会将他召回莫斯科，当然，也可能要先让他在外高加索呆上一阵子，但那只是为了自己面子上过得去。反正，党内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两位密友之间发生过争吵，更别说这一争吵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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