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口呼法治的人就多了。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糊涂的“人治”者，本来习惯于搞搞人治的，看大家都在讲法治，于是也讲法治，却不清楚法治与人治有何不同（忍痛说法的人，却深知法治意味着什么），直到依法办事“不顺手”，才会缓过神来。比如一个人管政法工作，整天讲“法治”，因为有人顶撞而发话“可恶，要处理”，依法却不能处理，于是感叹“咦，怎么动不了他，连我也要依法吗，太不方便了”。
我曾经设想，司法机关里的人可能是最有法治信念的，可是见到一些例子，便知里面也大有“人治主义者”，他们的“法治”是根本不约束自己的。例如合肥有一个人与电信局打官司，法院要他撤诉，这人提出，电信局不把事情说清楚并恢复自己的名誉就不撤诉，法院的人却勃然作色：“电信局要名声，你不撤诉，我就判你败诉，看你怎样！”（《南方周末》1997年11月21日）又有一个包头居民被电信局找去打官司，事实本来清楚，法院却几次枉法裁判，使小官司越打越大，从基层法院打到高级法院。看来这法院中人把自己当成了法律的化身，因为“我在执法，所以按我的意思来治就是法治”。这很有点“朕即法律”的影子，不还要更坏一些，“朕”只有一个，而假如在某个机关工作便当然成为“法律化身”，就不知会有多少个“朕”
“要法治，不要人治”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这是很好的，但见到这种共识就开始乐观，也是没有来由的。现代社会，人治也会现代化地自称为“法治”的。忍痛说法治和顺口呼法治的人说话管了用，所谓“法治”就只会是“现代化”人治的另一种称呼。
报社为何破案
潘多拉
报社是办报纸的，不具有破案职能；要报社负责破案，显然是在勉为其难，甚至是“别有用心”。甘肃省兰铁一中17岁的中学生徐欢，因长期嫉恶如仇、见义勇为，被对他心怀忌恨的歹徒杀害。他的父母去公安局打听案件侦破情况，除了被告知要交3000元验尸费和停尸费，还得到一句硬梆梆的回答：你们不是找到报社了吗，就让报社给你们破案吧！
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中学生徐欢的见义勇为行为显得万分悲壮慷慨。由于学校周围的治安环境混乱，常有歹徒持枪勒索学生的钱物，而“有关部门”对此整治不力，使歹徒愈加肆无忌惮，学生人人自危。身体孱弱然而一腔正气的徐欢，就这样被如此局面铸造成为英雄人物。今年2月13日，在波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之后第三天，少年英雄徐欢竟遭到歹徒的疯狂报复，横尸兰州街头，死不瞑目。
正如病人在医生手下不治，医生脸上未免难看，在所管辖的地皮上出现了恶性治安事件，而且遇害者还是“曾令歹徒心生怯意”、被众多学生视为“保护伞”（“不少曾遭歹徒抢劫的学生上下学都愿意和他同行”）、刚刚受到隆重表彰的少年大英雄，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影响，如果说“有关部门”始料未及，对此深感晦气，进而对殉难的英雄、对英雄的父母生出一股莫名的怨气，于是3000元验尸费、停尸费一分钱也不能“优惠”（没让交二万五万“办案费”就不错了），似乎多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让报社给你们破案吧”一语，虽然多半出于激愤，出于“下意识”，倒也一十分真切地暴露出了某些办案人员的某种微妙的心态。
“世风日下”了，“人心不古”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了，“有关部门”也面临种种困难了，因而社会治安需要综合治理，一脸稚气的中小学生也概莫能外（不知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是不是也有奋不顾身保护幼儿园小班的孩子的责任），维护社会秩序人人有责，谁也别指望荷枪实弹的歹徒对你大发慈悲。但是，在这场向邪恶势力发起的“人民战争”中，那些和我们坚定地站在一个战壕里的警方人士，毫无疑问应该承担起比较多的、比较特殊的职责，比如应该率先跃出战壕，一马当先，提高命中率，并且在必要和尽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掩护战壕里和身后的各行各业的协助者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徐欢这样手无寸铁的见义勇为者赤膊上阵，更不应该在见义勇为者英勇捐躯后无动无衷，冷漠对待，让活着的善良的人们寒心。
有那么几个地痞流氓在学校门口和居民小区骚扰滋事，我们当然不必如临大敌，以为世界末日将至，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熟视无睹，或者道路以目，得过且过。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这类说小则小、说大则大的事体，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应该有人管——由公安局等“有关部门”来管，说他们不屑于管、管不过来、管不了，都不是能成立的理由。“严打”的时候，“集中整治”的时候，又是“精心布置”，又是“频出重拳”，不是管得很好，管出了水平、管出了效果了么？包括报纸在内的新闻媒体，无非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一些“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见去年底中央领导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题词）的工作，哪敢奢谈什么破案？话又说回来，如果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功劳都被见义勇为者抢去，侦破大案要案、确保一方平安的职能都被报社取代，纳税人还要你这些堂而皇之的“有关部门”干什么？
官车之累
李安定
据统计，单位负责人与办事人员的比例，日本为1：3。6；美国为1：1。7；小国为1：0。84。即只有中国的干部队伍里是官多兵少，十羊九牧。庞大的官员系列，产生了一个“公车”需求的巨大的“黑洞”。
吉林某县带“长”字的官员竟有八百之众！县级机构如此，省、市、部、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理论上说，这些官员，尤其领导干部，因公出行，都有乘坐公车的权利——只要是单位购置了数量足够的轿车。不管这个单位是处级，还是科级。难怪从80年代中期起，轿车变成了最紧俏的商品，成了权钱交易的热门货。尽管交易的双方都是“公家”。炒卖进口批文，转手高价倒卖，“官倒”，走私，种种腐败现象随着供求关系的失衡而产生，轿车的价格也从80年代初的一二二万元飞涨到二三十万元。
审计机关曾对2000多个县以上的教育主管部门和8000多所学校进行审计，发现4。2亿元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近千个县1。4亿元的扶贫支农资金被克扣，这些钱主要被用来购置轿车和修建楼房。
有人推算，现在购买一辆公务车的支出一般需要20万元左右（一些进口豪华车，上税后，动辄七八十万，甚至逾百万），1993年中国新增的轿车50万辆，其中私人车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二，因此支出总金额应该近1000亿元。此外，每辆轿车每年的各种费用起码需要3万元，这样，50万辆社会集团新增轿车每年的维持费就又是150亿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证实了这个推算。1992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近900亿元（这个数字已经把公款吃喝、旅游、跳舞卡拉OK排除在外，否则这个数字保守的估计也将突破2000亿元），而1993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则猛增到1500亿元，增幅66％，高出经济增长数倍之多！其中公款购买轿车支出900亿元，占社会集团总支出的70％，其拉动作用如此可见一斑。
同是1993年，全国各地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款近9亿元，怨声载道，虽经中央领导出于教育是未来国力后劲的预投资的考虑，亲自督促，教师们的工资先后补齐，而且次年《教师法》颁布，明文规定：截留、挪用教师工资的，由地方政府查明后，绳之以法。但是，1994年上半年，全国新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又累计5亿元，并未见一人受到法律制裁。倒有消息见诸报端，西北某省一个贫困机关，为了买一辆进口高级轿车，把一辆完好无损的北京212吉普车，以50元的废铁价格作报废处理，以绕过“控办”的审批。
小并
石生
某厂长一次出差两天带了四个与他关系暧昧被大家认为是他“小姘”的女业务员。一老工人闻后怒不可遏，即给主管局某局长写了一封检举信：“某局长：我厂某厂长出差两天带了四个小并，平均每天两个小并，请查证。”由于文化水平低，老工人把“姘”字写成了“并”字，局长接信读后在一次全局职工大会上讲话提出向厂长学习：“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艰苦朴素的好传统，为了节约，他出差两天自带四个小饼，平均每天两个小饼。”
从统计数字看“实事求是”
蔡艺
“统计数字”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表现。它已脱下神秘莫测的外衣，进入百姓人家。当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著有关国家的经济增长、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个人的收入状况时，老百姓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形势的发展。一更注重统计数字的真实性。真实的统计数字将利国利民，而虚假的统计数字则祸国殃民。记得19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蔓延全国，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于是各地涌现出“吨产田”等令专家们大跌眼镜的现象，其带来直接的后果就是三年的经济困难。在那段时期统计数字成了某些单位领导者手中的把戏，如魔术般地变大或变小。统计数字也失去了理论上的光彩。因此统计数字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着“实事求是”的效果。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20个年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发展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从中央到地方都极为重视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但目前某些地区和单位的统计数字还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近来笔者接触了一件事，感触良多。
某地区1997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达到280万人次，而笔者经过对其统计基础数据的审核，发现与实际存在着严重偏差（实际数为100万人次）。笔者问及该地区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同志，被告知是为了对外宣传之用。也就是说为了扩大影响，可以不惜在统计数字上做一番手脚。又闻该地区的发展计划上对1999年旅游接待人数进行预测，其预测数达到336万人次，即在1997年的基础上净增长20％，这净增的20％的依据何在？难道要将其国民经济和发展规划建立在虚假的数字之上？从另一角度看，要能够使该地区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36万人次，就得有足够的客房、饭店、娱乐设施等社会服务行业与之相配套。可想而知，为此而建成的宾馆、饭店等设施将因有限的客源而开房率不足，不仅使企业负债经营，而且会造成宝贵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
这些年来，由于新旧体制的磨擦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骗取上级的好感，达到升官晋级的目的；或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以各种方式默许、暗示，甚至怂恿、授意、胁迫下属虚报、瞒报。有些地方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盲目提出许多好大喜功的口号，制定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且层层加码。高指标压出了浮夸风，使得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以权扰数，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滋长和蔓延。这种歪风危害性极大，它侵蚀共和国肌体，贻误党的事业，损害政府威信，危害人民利益。因此，要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端正社会风气，端正工作作风人手，让全社会都形成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善待统计数字，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实事求的大环境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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