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前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讲究依法治国。人民也好，干部也好，政府也好，均需依法行事。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依法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行政诉讼法”也早已实行。难道人民行使合法权力，是“破坏稳定”吗？
稳定是大局，依法治国是大计。什么时候某些干部、某些政府领导人才能学会做一个合法的公仆，学会用法制社会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呢？
窝里斗
沈昌（广州）
我在纽约打工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故事：年底，美国老板欲给工人加薪，数额颇大——每人500美元，但他规定：每组只加一人，具体加给谁，由各组民主讨论后决定。这间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亚洲，故分为日本组、越南组、韩国组，中国组
通知下达后，秘书小姐要求各组下班前报上加薪名单，日本组最快，几分钟就定出了名单，送给老板一看，老板很满意，此人正是他意料中的人选——技术高、速度快；越南组报上来的是一个技术中等，工资最低的可怜人；韩国组也报上来了，是一个技术最差，人缘特好的和事佬，对此，老板摇摇头，无可奈何。
中国组呢？为何迟迟不报？快下班的时候，秘书小姐再去催促，结果却是：中国人不要加薪！老板听了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真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难道正当的报酬都不要？老板不相信，亲自下中国组了解，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中国组的五个人已经讨论了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他们向老板提出“要么平均分配，每人加一百，要么大家都不加！老板生气地把手一挥，取消了中国组的加薪！
一些外国老板得出结论说：聘请中国人最好单独使用，几个人在一起就会“内讧。”
“当”当表
金土木（安徽）
单位一小青年乐不可支地散糖。问：“何喜之有？”答：“当上市人民代表了。”
小青年不说“选”上了而说“当”上了，是很准确的：我们这有上千号选民的单位，今年压根就没选过什么市人民代表；小青年所在部门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吃了小青年的喜糖后，方“喜”知本部门“出”了个市人民代表。
有好事者追根溯源，方明白：市里给我们单位一个“市人民代表”指标，要求这名代表必须是“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年龄在35周岁以下”。这小青年刚过“而立”，是少数民族后裔，表现平平尚未加入任何党派，“三项硬条件具备”。于是，单位有关部门“报”上了，市有关部门“批”了，小青年也就“当”上了。
不要揣测这小青年在市里有什么“背景”；不，绝对没有。他之所以“当”上了，仅仅因为他“三项硬条件具备”。至于他是否具有参政议政能力，是否足以“代表”本单位上千号“选”民，这些似乎都成了“软条件”而且被忽略不计了。
不知道像这样因“硬条件具备而“当”上了人民代表有多少？不知道像这样“当”上的人民代表如何“加大对政府监督的力度”？
想及他人
莫小米
时下的综艺节目中往往穿插一些要现场嘉宾回答问题的节目，时下的嘉宾往往非常机灵，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只要导游小姐一声“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他们都能凭着丰富的想象，争先恐后地说出种种答案来，而且，总能猜它个八九不离十。然而却有一次例外。
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电梯，问题是：电梯里总有一面大镜子，那大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回答踊跃如常：
——用来对镜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仪容。
——用来看清后面有没有跟进来不怀好意的人。
——用来扩大视觉空间，增加舒适感透气感的。
一再启发之后，主持人终于说出了非常简单的正确答案：肢残人摇着轮椅进来时，不必费心转身即可从镜子里看见楼层的显示灯。
原来是这样！
原本活泼靓丽机智风趣的嘉宾们多少有些尴尬，其中一位颇有些抱屈地说：那我们怎能想到呢？
是啊，怎能想到呢？时至今日，我们的确越来越聪明，我们的知识面的确越来越宽广，我们想一个问题常可以想到海阔天空，但不幸的是，思路无论扩展到多远，它往往只是从自己出发的。
而若不能想及他人，再辽远再辉煌的思路都是狭窄的。
胜似老鸨
陈鲁民（郑州）
河北省邯郸县公安局代乡派出所副所长孔庆金，虽说着警服、佩警衔、戴警帽，道貌岸然，可我咋看咋像个开妓院的老鸨。
这不是“人身污辱”，我有报纸为证：《人民日报》1998年9月3日载，孔庆金为了搞“创收”，与妓女串通一气，给妓女付房租、配呼机、送礼物、发奖金，并趁机将罚没嫖客的部分钱款装入自己腰包。而旧社会的老鸨，也无非是给妓女提供吃穿住生活条件，收取部分嫖金而已。相比较起来，孔庆金基本上也在干着同样的“工作”，而且比老鸨考虑的还要周到些，说孔庆金“不是老鸨，胜似老鸨”可有什么委屈吗？
不过，孔庆金与旧时老鸨也有不同之处。老鸨开妓院，或曰“桂香院”，或称“恰红楼”，干什么吆喝什么，行当虽龌龊，行事倒也“磊落”；孔庆金身为派出所副所长，本该“保一方平安”，却偷偷干着妓院老鸨的勾当，挂羊头卖狗肉，那就是下流再加无耻。老鸨开妓院，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一手交钱，一手“卖肉”；孔庆金却是利用妓女敲诈欺骗，大搞阴谋诡计。倘用妓院的“行规行德”来衡量，孔庆金实在连老鸨都不如。
然而，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相互借鉴，抑或“经验”推广，与孔庆金所见所为“略同”的“大盖帽”，并不罕见。安徽凤阳县公安局西泉派出所所长林志荣，也善于利用妓女做文章，对妓女频频进行精神鼓励：你们干，没有事。派出所“创收”有道，妓女密切配合，两年下来，仅通过抓嫖就收入70多万元。而黑龙江省呼兰县许堡派出所来得更干脆，他们不仅不养妓女，连抓嫖也觉得太麻烦，来钱太慢，便以“书黄”为名，把38岁的女教师刘桂文抓来刑讯逼供，刘桂文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在派出所写的嫖客名单上胡乱认下几十个人，派出所马上出去，按图索骥，每人罚款5000元，仅此一举，就“创收”达15。7万元。
利用“抓嫖”“书黄”来“创收”，只是时下众多“创收”高招之一。眼下一些执法部门“创收”招数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靠权吃权，靠法吃法，这创收，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妖魔鬼怪纷纷出笼，就再也难以收回来。这不仅亵渎了神圣法律，也腐蚀掉了一批执法人员。
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多少恶事假汝而行。若改成“创收，多少恶事假汝而行”，也是十分贴切的。
别为他们喊穷
孙承（山东益都）
一家报纸1998年8月21日《灾区孩子上学难亟待解决》一文，报道了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一姚姓人家三个子女分别考上大学、中专及高中，因家庭困难，交学费成了问题。还是这家报纸1998年9月7日第8版在《陈凤上大学》通栏大标题下，文字加照片报道了湖北省公安县高考录取生陈凤，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解决了上学的困难，按期到校。陈凤姐弟三人，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在等学费”。8月24日新闻联播还曾予报道。
以上两个家，都是三个子女。
未见于报端的，三个子女家庭在上述地区还有多少？我想肯定不止这两家。
据本人了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从1980年起即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特殊情况可以生两胎，但没有生三胎的规定。据此，以上两家均有超生嫌疑，这两家的困难，除水灾外，多子女也是造成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洪灾使她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报道中语）。
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不要忘了这一前提，即使在洪灾面前，也还是不应以多子女家庭困难为典型，应该宣传报道的是：提倡一孩化，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也是一孩家庭抗灾能力强；多子女不光荣，子女多困难多，遇上自然灾害时困难更多。群众转变观念，计划生育才能搞好。不要再为多子女家庭喊“穷”了。
名人的谎言
干志芳（浙江绍兴）
我是个对广告比较麻木的人，潘长江拿着一只鞋在本地电视上手舞足蹈了几个月，我还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吹鞋还是吹鞋垫。
潘长江说：“穿上“比你高”，长得比我高！此话让人跌镜：就他那身材，不穿“比你高”就长得比他高的人，一抓可就是一大把！
可许多人还是听了他的话，掏钱去买了来，按照说明穿了三个月，却发现身高还是那个身高，气呼呼地找上门去，却被好言好语地劝了回去：要不您再去试一个月，无效退款！一个月过去，还是不见动静，再想去讨个说法，却早已人去楼空。房东说，他们只租了四个月房子老天，他们逃跑的速度可比求高心切的人们快多了！
许多人人骂缺德的商家，照我看来，潘长江却是难辞其咎。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自当慎之又慎。拍广告当然无可厚非，有名不用，过期作废嘛！可之前总该了解一下是否真的那么神，怎么能见钱就上呢！对别人一点都不负责任，还把自己的名誉当回事吗？现在，那伙人肯定捧着潘长江的那句话不知又去哪里招摇撞骗了。这下可好，一路下去，潘长江行情看跌呢！唉，消费者给足他面子，信了他的话，他回报的却是谎言，这叫人们以后还怎么喜欢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叫人们硬要信他的话呢，他又没拿枪逼着谁。这真是周输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超越特权的法制
周卫东（深圳）
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排闻而最终不得不面对法官的调查出面作证供，面对摄像机，克林顿时而喝水，时而沉默，已大去了往日具有的那份神采。有人说为了这样一件事历时几年花费了纳税人4000万美元不值得，也有人说以这一点啡闻与克林顿这几年政绩相比算得了什么，然而，我们应看到这一事物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其事件本身，其价值已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真正的民主不仅是体现于普通大众，更是在特殊人物身上得以体现。论地位克林顿是当今头号经济强国的总统，论政绩，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成功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就有敢于较真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这位与克林顿同龄、毕业于同一学校的斯塔尔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是无价的。然而最为主要的还在于美国超越一切特权的独立司法制度，使任何公民都纳入一了法律的监管之下，法律面前无特权，工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趾高气扬的“鸡”
孙涛（深圳）
妻妾成群的年代在中国已是过去时了，但勇于实践“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观念的人却有增多之势。刚到深圳经过一地时，朋友说这就是“著名”的“二奶村”。“二奶”一词当属新创，但其意并不新鲜，即是以前所称的“包妹”。不过，“二奶”更有新意，更形象，首先它说明了某人行“二”（这里的“二”不是指亚军），另外则隐含着一种金钱关系有比“包妹”更高级一些的“优越”感。“二奶”不属妾当属“偷”。说白了也就是“鸡”的一种，和街头拉客，娱乐场所坐台的唯一区别是她们属“定向”服务。
报载，一与老板签有“上床协议”的颇有头脑的“二奶”在老板单方撕毁“合同”拿不到钱时，两度至妇联要求保护“合法收入”。而深圳一期刊也刊登了一“二奶”如何得了性病，如何人财两空，如何要跳36层楼（不知为何没跳，反要找记者诉苦），如何痛苦可怜等等，全文充满了对此“二奶”的同情，对不守“游戏规则”者的谴责。
我很诧异！如此看来，街头的“鸡”工作完毕收不到钱，酒店的“鸡”被迫交保护费等等，都可以到妇联，到新闻单位寻求声援与庇护？
不知为何，许多文学作品中出卖肉体者总是有“一千个‘三陪’的理由”，而据一份统计数字显示，广东省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中，绝大多数是为了金钱！
其实人各有志，历朝历代都有“丽人”勇于踏入烟花之业，但社会必须形成“一日为娼，终身是妓”的舆论，这永远是一个不光彩的行业。如果做“鸡”都做得趾高气扬，那么不是“鸡”出了问题，便是社会出了问题！
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党国印
近闻安徽固镇县小张庄的村委会副主任张桂金在贪污劣迹行将败露之时，竟纠集家族势力将清查财务帐目的四个村民代表杀死！又一宗乡村恶势力的血债！笔者愤怒之余，不由深深思考。
农民，我说的是普通农民，没有权势的农民，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我们却无力保护他们。我们有保护农民权利的政策，但政策在一些乡村干部那里不灵，他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高层在关注农民。朱镕基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喝道：干部不要凶！两种声音在较量。这是一种世纪性较量，我们只能在大的历史跨度下认识这种较量。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有关。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分散的人群与组织之间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因而在动员物质资源乃至暴力资源方面便严重不对等，于是，分散的人群就有可能成为有组织力量奴役的对象。中国普通农民尽管人数多，但他们太穷，太分散，没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