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1）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17－1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2）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９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１７－３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２５０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3）
第三种说法，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