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社会正义。
希拉里参加《圣经》班、主日学校和青年团体，积极投入礼拜活动，并加入讲坛清洁队，固定在周六清洁讲坛，为周日的牧师讲道做好准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活动中，1961年9月来帕克里奇负责青年工作的唐·琼斯牧师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刚从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海军中工作过四年。他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存在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朦胧灰暗的，甚至是危险的欧洲影响或哲学。琼斯把它解释为“一种强调决策、义务和对自我存在负责的思想方法，注重于焦虑、不幸、限定、人类自由、自我的独特性以及虚假与真正自我之间的冲突等主题”。
希拉里从未遇到过像琼斯这样的人。
琼斯牧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以行动实践信仰”。
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周日和周四晚间活动、周末静修和教育或社会实践项目。他称这些活动为生活大学，鼓励孩子们放学后顺便去看他。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帕克里奇的教堂几乎从不强调任何改造社会的行动，也很少对社会作出预言性的评论或对基督教义作出激进的解释。琼斯渴望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期望他们能“以彻底的现实主义面对人生，拥有为社会服务和直接帮助他人的经历，并通过这一切开始认识帕克里奇以外的生活”。
由于琼斯牧师的生活大学，希拉里第一次接触E。E。卡明斯和T*9郾S*9郾艾略特的诗作；开始欣赏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作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大家一起讨论“宗教大法官”的意义。
琼斯有一次还组织他们聆听一个无神论者与一个基督教徒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进行的辩论。还有一次，他们就少女怀孕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在整个教区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实上对于希拉里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去芝加哥贫民区的旅行。谢丽·海登回忆说，对市中心贫民区的访问，是60年代初黄金时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人们充满了希望，毒品还没有渗入到学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作为60年代和70年代初原动力的许多理想主义为人们知晓。我们相信社会可能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如果你改变看法的话。”
他们参观了为芝加哥市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娱乐中心，访问了一批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琼斯的带领下，希拉里和其他一些女中学生着手组织照看婴孩服务队，替当时住在离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的农场的移民工人们照看婴孩。
每年夏季，为了收获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处农场的蔬菜，黑人和拉美移民纷纷从南部几个州涌入帕克里奇。能够挣钱的时间很短，所以他们都是全家老少一齐下地，常常把幼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或让他们相互作伴。
这对希拉里是个陌生的世界，也是她对贫穷的最初一瞥。了解社会的不公和直接接触其年幼的受害者，无疑将具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双重意义。希拉里这个生活在芝加哥郊区的爱幻想的女孩，由此走出了她那从小受保护，而难与外界接触的封闭生活。那个时候是1960年，希拉里只有13岁。对于希拉里来说，在此之前，她根本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希拉里对《新闻周刊》说：“他告诉他们，要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不仅仅意味着你要关心你自己的个人得救。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希拉里还清楚地记得琼斯牧师有一天还带着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他把它靠放在一把椅子背上，并建议两个小组先静静地观察几分钟。然后开始讨论，当他问道这幅画中哪些形象使他们感到不安时，有人说是灯泡，有人说是断臂，还有人说是哭泣的母亲与婴儿。当他问及他们能为它配上何种音乐、加上什么标题时，一个年轻人答滚石乐队的《满意》，另一个答布鲁斯乐曲，还有一人建议用一首古典音乐。
琼斯说：“这幅画是否使你想起你曾经有过的经历？令人感兴趣的是，市中心贫民区的少年比郊区的少年能够更好地联系到毕加索那幅油画中的悲惨景象。我记得，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女孩哭了起来，说：‘我的叔父仅仅由于把车停错了地方，就被打死。这是什么道理？’接着她便对我们说，仅在三天前，她的叔父把车停错了地方，某个家伙就拔出手枪说，那是我停车的地方，于是，两人争吵起来。那个家伙就向她的叔父开了枪。”
希拉里在下午放学后经常去教堂的琼斯办公室。琼斯在向希拉里稍许介绍了黛德丽·朋谔斐尔、莱因霍尔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的难懂的神学著作以后，便决定向她提出另一种任务。
一天，他离开书桌后，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平装本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说：“现在，你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们以后议论议论它。”
希拉里当时并不喜欢这本书，甚至那时候，这是一本被图书馆定为禁书的令人反感的小说。
琼斯回忆道：“她看了这本书后，没有多说，因此我也没有多说。不过，她在大学上英语课时，不得不再读那本书。后来她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当时没有把想法告诉你。不过，当你要我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它，而且我认为它对我来说太深了一些。但现在我已经第二次阅读了它，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你把那本书给我看的原因。我觉得它事实上并不太深。’”她后来承认，该书中的霍尔登·考菲尔德使她联想到她的弟弟休。
那本书究竟给了希拉里什么影响，琼斯从没有完全弄清过，但他认为该书表现出的对孩子的重视和希拉里以后对儿童问题的矢志不渝的努力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62年，希拉里有一件更加难忘的事。当时通过唐·琼斯，她会见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当时正要在“星期日晚会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上发表演说。这种聚会吸引全国各地的传教士来到芝加哥闹市区的管弦乐大厅交谈。在金博士发表讲话之后，琼斯把他的青少年小组带到后台。他站在金的身旁，向金逐一介绍希拉里和青年工作小组的小员，他们一个个都兴奋极了。
那一年希拉里15岁时，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此成为她一生最尊敬并怀念的人物之一。那时候，抗议种族隔离的自由之行运动已在南方开展了数年，而国会还要再过两年才会通过民权法案。
4月的那天晚上，约2500名市民聚集在芝加哥音乐厅。这座音乐厅自1907年建成以来，无教派的星期日晚俱乐部音乐会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观众。金的题为《在革命中保持清醒头脑》的演讲敦促美国人民行动起来，“把我国种族歧视的残余彻底铲除种族歧视仍是黑人的重负和白人的耻辱”。
希拉里永远记得金同她和小伙伴们握手的那一瞬间。会晤是短暂的，但记忆却是终生的。她告诉琼斯，说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她说在金博士演讲之前，一直对国内上演的社会革命只有朦胧的印象，但现在她懂得了黑人的斗争是怎么回事，以前的冷漠为此动摇了。
琼斯于1963年9月离开帕克里奇，在德鲁大学做研究生，但是希拉里决心同他继续保持联系。在一封1964年5月写给他的长达四页的信中，希拉里告诉他她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了，但随后被选为组织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她将“组织学生会和帮助拟定章程”。她说后一个竞选“极为卑鄙”，她的对手的竞选干事对她“恶意毁谤”。她还谈及她负责高、低年级的班级舞会，同其他五位同学一起上电视台就“年轻人的价值观”进行讨论，以及下周要去一所中学发表演说等事情。
她还专门向琼斯介绍了卫理公会青年团体的最新情况，说她的一个朋友被选为生活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朋友里克·里基茨担任了静修会新会长。她预言：“我们会有一些很深刻的反省！”然而，她与新来的青年事务牧师相处得不太好，她说：“我想他认为我有点过激。”
那年秋季，希拉里还是个坦率的戈德华特派共和党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生活大学所教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但是，她不可能摆脱马丁·路德·金、贫困青年以及季节农工的孩子们对她日积月累的影响。
不过，她也正在迈入人生的新阶段，准备上大学。她还正在经历中学阶段社会生活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种种法则，她并不是生来就自然而然地了解的。
已经初露头角的希拉里，在中学时代不仅学到了各种知识，还进行了精神方面的探索，她乐于接受生活的全部内容。她到了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该选择哪所大学的时候了。
第二章 爱幻想的芝加哥郊区女孩六、选择韦尔斯利
希拉里将于1965年9月上大学，并且已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了分散在新英格兰各地的被称为七姊妹学校的几所女子学校中。她是个获奖学生，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在芝加哥地区的校友会都曾找过她，邀请她去参加一些交友性质的茶会和招待会。她后来说：“这一切都显得非常昂贵花哨，在我看来挺可怕的。”
她的老师中有一位叫珍妮特·奥尔特曼·斯普拉根斯，她希望希拉里到韦尔斯利学院报名，但她建议希拉里在去学校前与自己的父母商量一下。多萝西的看法是只要女儿喜欢，去哪里都无所谓；罗德姆从未听说过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但是如果坚持女儿去念，他也没有意见。
后来成为美国大学法律教授的斯普拉根斯说，她也许对希拉里说过韦尔斯利靠近波士顿，拥有城市的一切优越条件，而史密斯却位于马萨诸塞州诺斯汉普敦更加靠近乡村的地区。“我不记得企图让她非上韦尔斯利不可。”斯普拉根斯也没有告诉过希拉里她不能上耶鲁、布朗或任何其他男子学校。“我只是说韦尔斯利的教育质量特别高，资源极其丰富；它强调妇女教育的重要性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许多才华过人的女性在那里就读，并且我相信她在那儿会结识一些重要的终身挚友。”
不管是史密斯还是韦尔斯利，希拉里都没有去过，所以在获知被两校录取后，她根据两校提供的照片，决定选择韦尔斯利。韦尔斯利校园美丽如画，校内的瓦班湖令她想起家乡的维诺拉湖。
当然，她的考虑可能还不只这样单纯，为什么她不选择东部的常春藤学校，而把自己的选择限制在女子学校中呢？那是因为常春藤大学都是男女分校，如果女孩子要受到与男孩子同样高质量的教育就非得去上七姊妹女子学院不可。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韦尔斯利学院是美国最出色、最先进的女子学院之一。希拉里上韦尔斯利学院的意图，就是要插足主宰社会进步的男子世界之中。韦尔斯利学院当时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希拉里的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当时在校园内，学生有一种成年之感，一种拥有权力之感。”
1965年9月12日，希拉里迈进了韦尔斯利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像欢迎她们之前的所有新生那样欢迎她们，对自己的声望满怀信心，确信学院有能力通过她们与国家一些最了不起的有识之士的交往和严格的社会传统意识教育，把这些来自中上层家庭的精英女子培养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妇女领袖。
但事实上，希拉里所在的韦尔斯利69届绝不同于其他时代，这届大学女生经历了一个对妇女来说有着深刻变化与巨大动荡的时代。
50年代末期的韦尔斯利女生们还多半将心思放在找丈夫上，不太关心外界的变化。当然，韦尔斯利的垂范和它在不违反当时世界对妇女的传统观念的前提下，为那些聪明且有抱负的女子展现出一幅宏图，并教会她们实现理想的办法，仍让在此就读的女生们受益终生，即使后来她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选择政治生涯。
韦尔斯利始终重视服务精神。学院的拉丁语座右铭“NonMinis－trarisedMinistrare”，反映了《新约全书》自我奉献和为他人服务的训诫，即不求别人服务，但求服务于人。这与希拉里的卫斯里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事实上，韦尔斯利学院大多数学生来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他们一代一代地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波士顿郊外的校园，正是她们为这所全国最有声望的女子学院带来了很强的服务精神。
然而，希拉里就读时的韦尔斯利已给人一种过渡期的感觉。弗朗西勒·威尔逊，希拉里的韦尔斯利同学，未来的马里兰大学美籍非洲人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曾经说过：“对我们来说，初来韦尔斯利就读时，它是一所女孩子的学校，当我们离开时，韦尔斯利已成为妇女大学了。”当然，等四年之后毕业时，希拉里也已经能够很清楚地总结这段经历了，她说：“学院和国家都处于快速，有时甚至是剧烈混乱的变化时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感到了挑战，反过来，从入校之日起，我们就向学院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没有什么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了。”
初到韦尔斯利的希拉里也像一般女大学生一样经历了一段孤单的、不知所措的适应期，她甚至在开学一个月后打电话给父母说她不够资格当韦尔斯利的学生。父亲劝她回去，母亲则不希望她半途而废，希望她能迎接这份挑战，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很快，在经历了开头的跌跌撞撞之后，希拉里逐渐恢复自信，进入了状态。
像大多数学院一样，韦尔斯利学院的管理者们觉得自己有绝对的责任来制定诸如着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