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俄国接触。从那时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还同样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因为无论如何日本显然是会由美国去对付的。当时中国人普遍担心，第二次大战后将接着发生内战。重庆和延安都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答应要用“政治”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于是在1943 年初就开始进行商谈。
这时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宣称，中国既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句话可以按照情况需要，把它解释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如同以后在1946 年将要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如同1949 年所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于自由中国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教授、学生、新闻记者以及有文化并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士，他们形成了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
到1 弘5 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区内开展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运动，对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对日作战活动比国民党政府少，它又没有城市行政和现代公共事业的负担，因此它就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 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美国的扩张和英帝国
在美国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在铁路打开了中西部以前，合众国是大西洋文明西部边缘的小国。它关于民主的革命学说是要在权利法案和法治所给予的保障范围内，在贸易、旅游、改变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发展方面，给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个别人的政治特权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小詹姆斯？ 菲尔德描述过我们早期的商人是怎样围绕英法控制的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鸦片从士麦拿运到广州去的波士顿商人，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商人、海军武官和传教士——之一。这些人起初在地中海的活动比在远东来得活跃。通常以西班牙马略尔卡岛为基地的美国海军地中海分舰队，对“北非海盗们”（指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当地的统治头目）执行了炮舰外交，主要是为了保护那里的美国商人。我们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在19 世纪20年代开始出去的，主要派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些特点，并在以继续用之于东亚。首先，我们和英国人是表兄弟，由于英帝国的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我们也沾了他们设施的光，如马耳他或香港的港口，并且还仿效他们的许多做法。当时的伦敦毕竟是世界贸易中心，我们是巴不得参与其中的。第二，我们已经准备要求享有治外法权。例如，我们参加了接受土耳其的投降条款，使我们在那里的侨民可以和欧洲人一样不受奥托曼帝国法律的约束。第三，我们要求机会均等，从而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们我们就能够向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表明，在公平待遇下，我们美国人的事业精神和聪才智是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的。
最后，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以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在整个19 世纪，我们派出国外的传教士愈来愈多，这不过是我们这种总的态度的一项表现。由于英国人己经主宰了印度，我们起初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奥托曼帝国。到19 世纪末，随着奥托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衰亡，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亚洲病夫是进行传教工作的主要场所。
在近东和远东的这种传教活动，显然仅限于文化方面，是美国国内社会准则的一种表现。它所用的是17 、18 世纪向美洲印第安人进行早期传教时的方法。皮尔斯？ 比弗概括说，这些方法“包括首先强调讲道，建立教堂，认为传播福音和传播文明是一致的，实施普通教育，翻译《圣经》 和编写当地的方言文学，招收并培训当地人做牧师传道和教师，建立教会驻地，并成立某种程度的基督徒聚居区”。我们在近东和中国的传教活动，都带有这些特点。
我们横越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当时这些活动都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沿岸各州通过海道进行。但是，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 世纪40 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雄辩家口中描述了世界帝国从古代的近东经希腊、罗马、西欧，并继而横越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向西推进的过程。最后到了19 世纪80 年代，美洲本土的边疆开始消失了，同时自愿到外国去传教的青年学生感到在中国这个新的边班是大有作为的。
美国在亚洲的边孤，跟北美中西部大平原的边疆截然不同：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不是能让我们随意开垦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古老的中国。这个新的陌生的人类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终于也引起了我们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我们开始对中国采取了在国内业已养成的态度。这就是锐意扩张、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个人主义、进步、发达、改善一切等思想成为人生的规律。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侈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大讲其怎样把异教徒从罪孽状态中拯救出来。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
美国的这一活动主要由私人或私营机构进行；美国政府很少带头干。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所实行的那种扩张，我们并没有成立股份贸易公司，其中设有武装船队和半官方的商业行政人员；我们早期新英格兰人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远东的，每次在一艘小船里载上几个小伙子和大人。他们把年青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关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挽救灵魂；干劲十足和满怀自信。在美国商人能赶上英国商人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教会从19 世纪30 年代伯驾（Peter Parker ）在广州设立著名的眼科医院开始，在人数和财力上很快就可同英国教会相匹敌。教会赞助者所居住的地区曾是培养我国对华人道主义的苗圃，这种感情有时能影响国策，有时则遭受挫折。
美国在非正式英帝国范围内的作用。1784 年后，我们去广州的商人已经发现英国是那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一边利用英国银行业的方便，一边继续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非正式帝国”这个概念当然只是个不完全的概念，它表明了一个外国能够控制当地局势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的那种不彻底性质。然而，英国在东亚操办的一套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外国人成为同当地统治阶级并起并坐的特权阶级，当然就具有帝国的一些特征。这套体系靠外国在当地的海军兵力和炮艇外交来维持。敲开日本门户的，是在北非海岸进行炮艇外交而一举成名的舰队司令佩里，这件事实不过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美国人是非正式英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过程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
这个英美关系起初是很不平等的。英国是势力遍布全球的更大更强的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忙于发展国内经济，在对华贸易中只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它在东亚海域的海军力量也仍然同样是微小的。因此美国人分享了非正式帝国的收益而不必亲身体验使用武力的费力工作。英国外交当局必须学会如何作出困难的决定，怎样估计后果，并在其后承担的这一切。例如，当清廷在1860年扣留带着停战旗的英国主要和谈使者巴夏礼时，额尔金勋爵感到必须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而不伤害中国人民。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只是英帝国每天必须作出的几千项决定之一。美国人却没有多少相类似的经验。
美国在华地位曾是英国的小伙伴这种关系在美国档案里并不总是明显的，因此常使历史学家发生误解。对一个研究美方史料的学者来说，海约翰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档案里记载得不多，谈起来味同嚼蜡。少数外交人员信件中稍为有一点不太沉闷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那位干练的业余演说家马沙利那样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国史料的学者往往引用马沙利的话，因为他宣称我们有义务支持大清帝国反对英国的阴谋。但他在华的时间很短，所知道的事实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种态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经商，并不特别排斥别国。美国在这早期的实际政策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尔发发牢骚罢了。
赫德在建立中国海关时，聘请了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维，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学1874 年级学生进中国海关，主管监督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件事同美国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国的私人通过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参与了英国的政策。
1922 年后，使英国海军继续在远东占优势的英日联盟结束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和活动才开始超过英国。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码头仍是英国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会大学主要是美国人办的，一些大的商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则是英美合营的。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挡日本向华扩张的外援势必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当时美国也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超过日本和欧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时期美国的影响达到项点的时代，接着在4O 年代美国又在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继承英国的地位成为活跃于中国的主要西方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著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