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
本世纪初期影响中国社会秩序的其他新的外来因素是基督教和西方自由主义——对于这一批的思想和做法，中国作了颇为挑剔的但重要的选择。例如，个人采取自由行动以摆脱家庭的控制，是同否认圣贤的知识权威和天子的政治权威齐头并进的。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在其100 年后传人中国并破坏了旧秩序这件事，是其后马克思主义浪潮的先驱。现在发生的价值标准方面的惊人大变动和变更，往往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教导的帮助。青年人比老年人受到尊敬，或者至少是青年人能够享有以前由年长者所独占的学术声誉了。平等主义也抬高了普通人的地位，儒家爱民的父道精神变成了崇拜人民，而代替天意的民意就成为合法性的源泉。在这纷至沓来的变革之中，作为个人的妇女，摆脱了她们先前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她们这种无声无息而又飞速的解放过程，是本世纪尚未被人记载的最大革命业绩之一。在自由主义、民主、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的大旗下，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它们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正式纳人新的秩序。第三阶段：新生。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方法、理想和社会阶级的出现，它们先后成为国共两党组织工作者利用的原材料。爱国青年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去洗雪中国过去所受的耻辱，建立新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产业工人和通商口岸的商人资本家这两个新阶段。新的社会集团——解放了的妇女、获得新社会地位的士兵、随时准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随时准备参加政党的学生——现今都在形成。这些多种多样的新因素造成新的形势，使国家很有必要在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旗帜下求得新的统一。
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西方式的范例来探索现代中国分阶段发展的社会变革，那就会不知不觉地从自己的历史解释中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将正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认为共产党政权不过是长期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新朝代。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是不充分的。当然，历史趋势事实上是很少走直路的，毛泽东的成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依靠两个特殊的条件：第一，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国民党中国比较现代化的地区；第二，蒋介石刚俊自用，他在长期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以后在台湾所实施的那种农业建设计划。同时，人民共和国兴起时出现的积极力量并不只是毛一个人（我们常把他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而是整个一代爱国志士（他们主要在共产党内工作）的献身精神和组织才能。从1921 到1949 年，而且一直到70 年代，他们的工作成就像雪球那样愈滚愈大，这是组织工作上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国的榜样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苏联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秩序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最新阶段，那就会忽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他们具有由来已久的强大冲击力量，并且本来就赋有创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战开始时出版的本书第一版曾断言，“旧秩序在中国的瓦解使该国有可能在”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影响下进行改组”。多么荒唐的话！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问题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个老经验。我们所讨厌的官僚机构是在中国发明的。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保留许多警察国家的特点，但在我们目前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急于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一切。由于老一代革命者离开舞台，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普遍渴望松一口气和稳定下来。我们外界人很难体会，现代中国的一切事情变得多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的剧烈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要多，开头是五次大叛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70 年间涉及的世界每个大国的五次战争。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我们在美国进展得很快，从使用马匹、轻便马车和煤油灯很快就发展到使用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导弹，但在这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拆毁并重建我们的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我们的语言文字和学术内容，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图利用大跃进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狂热迫切心情，使我们很想知道毛泽东是否将像他所欣赏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开国皇帝那样，他们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专制统治时期用暴烈的手段创立了新秩序，然后分别继之以汉朝和唐朝的几百年政权。
我们现在应该期待中国的革命放慢步伐，巩固它的新秩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莫里斯？ 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10 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的事。做到这一点的秘诀何在，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不清楚。它当然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地区分权，还要有地区物质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区在物质上享受实惠，而中央则享有威望。同样，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必须根据党指挥军队的原则维持下去。这样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气氛，涉及到中国人从事大规模组织工作所累积起来的才于，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如果用西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给毛派的领导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布法典。
但每种制度都有它的弱点，即使有了新建立起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法对权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伺机作祟，等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革命意志衰退。历史上的先例很难令人鼓舞。中共不断告诉干部切勿“脱离群众”，这正足以说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帝制下的达官贵人可以叱咤风云，高踞于主持地方事务的给绅之上。其结果是官吏远比百姓优越，使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化身。他们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运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是凭个人意志施政的，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格和责任感。如果他们营私，他们在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使他们有机会互相勾结，贪污舞弊。这些行为常常组织得分外彻底，因为旧社会并不主要依靠它的法制。官员们可以欺君瞒上，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仍不失为道貌岸然的支柱。皇帝最后的安全措施是保证他们行为端正。即使时至今日，毛泽东的继任人仍必须依靠道义上的说服教育和个人作出的榜样，而不应太多依靠法律。作风不正的官僚会达不到他们的目标并毁坏他们的权力。
为防止革命意志衰退，中共使官员们廉洁的方法比旧中国所实施的方法厉害得多。然而等级观念始终存在，身居官职仍然意味着享有特权。请看掌权者失权后的情形吧，从邓小平（他爱玩桥牌！）到江青和她的丝绸被单，都曾被追溯既往，指控为道德败坏，沉溺于享受特权，而这些事情之所以特别易于发生，是因为当大一官的总有高级轿车、招待所、勤杂人员、专机、专门的副食商店以及专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学校可供使用。干部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像旧官僚那样使它本身永久存在下去。
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正如在孔孟之道的帝制下一样，营私舞弊的诱惑力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里，要想飞黄腾达，就必须比我们更加注意人际关系。例如，要是村里一个孩子能设法从普遍存在的民兵组织转到部队服务，这就是他见世面的最好机会，往上爬的最快渠道。他很可能在参军回来时已经受了教育，成了党员，成为维克托？ 尼所说的“遍布各地的解放军复员军人老兵”中的一员，成为当地的优秀人物之一，几乎有点像一个新的士绅。在这样的一批新秀中，严于律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因为农村中的亲族关系仍然是社会组织的惟一基础，并且新的集体化措施（如威廉？ 帕里什所说的）“给予农民以一种新的集体团结感”，因此他们可以“不支持政府的所有目标”。总之，“营私舞弊”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事，它可能被地方观念强的人视为无伤大雅而有损于国家的利益。
即使在人民和官员中间有良好的社会动机和政治动机，中国也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农业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供应仍旧缺乏充分的保证。人口比粮食单产量更易于增长。中国的农业现在面临着投资多而增益日少的问题。大力增加新的耕地，利用新发现的石油去开动农业机器和运输工具，增加水浇地和化肥来促进粮食产量，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中国的食品供应问题来说，都是各种不同的然而范围有限的行动开端。人口众多的压力仍然是中国最难忍受的一部分遗产。每年总有一些地方要闹歉收。粮食必须继续从国外进口。美国减少能源的利用，比中国减少粮食进口容易得多。在过去25 年的工业方面，由于中央实行统一计划和控制国营企业利润以用于重新投资，中国的工业品产量每年增加10 ％ ，大约每七年增加一倍。为此，在19 印年以前，由于西方的禁运，生产资料最初从社会主义集团进口（在1952 到1973 年之间，进口的机器值65 亿美元）。事实上，从1949 到1973 年，机器制造业每年增长20 ％ ，钢铁的产量同这一样，1965 年以后的石油产量也是如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者。到了7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产量可与1960年的日本相比。但是，正如尼古拉斯？ 拉迪所指出的，工业投资率所以能如此之高，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工资。在25 年间，工资只增加了30 ％到40 ％。革命热情的衰退需要增加工资和更多的物质刺激，以免工人动荡不安，甚至发生罢工。
在外贸方面，毛派的自力更生政策已有所修改，问题是怎样大量进口外国技术而不致出现外贸逆差。1978 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与日本签订了为期八年的贸易协议，这是一种试图补救的办法。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补救办法是派遣几千名留学生去国外，主要是接受科学训练，还有借贷大量外债。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试图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所谓控制或“霸权主义”。作为对非洲进行援助的一个榜样，中国在1975 年建成了坦赞铁路。同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运行，它的核试验在缓慢地继续进行着，一支强大的沿海防御海军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兴起。然而它的外交政策仍然企图把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用于世界范围，把苏联看成“主要矛盾”，从而把美国当作次要的敌人而与之和解。这个政策的目标并不代表长期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在策略上利用外国，例如要求日本在签约时接受“反霸”（即反苏）条款，并且认真地告诫美国，要准备同苏联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我们今后的关系中，我们将面临一种继续发生千变万化的中美文化斗争和协调，这就足以保证我们继续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期望这两大民族长期共存，虽然彼此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方是强调公民自由权，另一方是强调自我牺牲，一方是谴责警察国家，另一方是谴责个人主义。唐纳德？ 芒罗断言说，“在毛派的思想中，不论是在仅涉及私人的信仰方面，或者是在决定个性的固有的惟一内在力量方面，都不许自我观念的容身之地。”中国确实与我们不同。
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点。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可能不再那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了。毛以后的中国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咄咄逼人了。正如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作出的反应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自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我们的相类似”，而实际上中国在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方面不同于我们，它肯定有较强的等级观念，但也更深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注重行为上的道德自觉性。
总之，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权和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在这新的旅游时代，每年访问中国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开始体会到，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集体生活）的过程中，旧日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