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星期天今天阳光灿烂，但还是有些凉。像往常一样，上午，我还是呆在学校里等待来客。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我的书房里研究《基督的世纪》。约翰·C·贝内特（John。C。Bennet）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一句话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和感觉：我不得不在相互矛盾的两种想法中做出痛苦的抉择，一方面我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不会使世界免受法西斯主义的涂炭，反而会传播法西斯主义和相互之间强烈的不信任；而这又与我一贯的想法不一致，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武装起来以保持力量的平衡，否则的话，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谈判，只能是在武力威胁面前节节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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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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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参加了一个晚餐会，来宾中有从北平来的萨姆·迪安（SamDean）。他所描述的华北的商业一片黑暗。看来商人们必须请日本人——或做合作伙伴，或做顾问，或者把商品全部卖给他们，而这样做就一分钱也挣不到。而且他觉得，日本人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
日本人不能直接做对外国人不利的事，就转而对付他们的中国同事。
米尔斯送我和瑟斯顿夫人回来，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独自回家。大街上有一些小灯照明，很像我1912年第一次来南京时的样子。
4月24日，星期一尽管有很多事要做，我却没有做成几件。我的工作不断被人打断，很多中国朋友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保住房子，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早上，我派一位老人去凌萍夫人家，但他们不让他进那个地区，虽然我给他拿到了通行证，他还是不敢去。
4月25日，星期二这是一个繁忙的工作日，原计划做很多事，结果却没做成几件，因为总是被人打扰。有一些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解决一位老守夜人的问题，他带着两个没娘的儿子，他不能回开封老家，因为那里正在打仗。另一个问题是凌萍夫人的房子问题，我怎么才能派几个人去看管她的房子，并尽可能保护房子不被拆掉？日本人现在不让任何人进入那个地区。
明天，春假就要开始了。初一的女孩子们今天下午回家，其他学生明天早上走。我们试图不让太多的女孩子在同一时间上街。
瑟斯顿夫人病了一天了，不知道是什么病。
4月26日，星期三春假开始了！早上8时30分，我们出发去国家公园度假。哈丽雅特、艾丽斯·莫里斯和洛伊丝·艾丽坐马车从学校出发，凯瑟琳和我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在明德中学，埃莉诺·赖特和纳尔夫人坐另外一辆马车。凯瑟琳和我虽然被哨兵拦住了几次，但总算过去了，而其他人则遇到了很多麻烦。显然，来了一位高级将领，城里正实行军管。哈丽雅特的马车不得不从城市东北的太平门出城，而不是从城东的中山门出城。
在中山门外的护城河边，我们看到两个妇女正在长满杂草的山上挖土，我们得知她们一个61岁，另一个35岁，后者是那位老人的儿媳妇。她们在城里的家中还有两个小女孩，一个8岁，另一个4岁。老人的大儿子在城里，但已经和家里没有任何来往了。二儿子就是那位35岁妇女的丈夫，1937年12月14日被抓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两个妇女想通过种花养活一家人。为了整理土地，她们已经干了几个月的活了。离开土地，她们靠什么生存呢？我们在国家公园看到一个警察，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试图保护公园树木的警察之一。他说，他家里本来有4个成年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大哥于1937年12月14日被抓走了，一直没有回来（被杀害了）。他嫂子也在那时被杀了。因为他大哥一直没回来，他母亲急死了。但是，当他告诉我们这些时，并没有表现出仇恨或痛苦。
孙中山陵墓似乎并没有遭受破坏，任何人不得越过第一个牌坊。谭延纪念堂、灵谷塔前纪念堂的漂亮大门都被毁坏了，据说被士兵们用来烧火了。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谭延墓和纪念堂前的无价之宝——两只白色大理石石瓮被士兵砸坏了。如果中国人在撤退前能把这两只瓮埋起来就好了。
我很厌恶通过城门！坐汽车的人不必下车步行，而骑自行车或坐马车的人则必须下来步行通过，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今天过得不错，晚上洗完澡后我觉得筋疲力尽。
现在已是凌晨2时30分，我洗完澡、吃完饭后，很快就上床了，我以为看一会儿书很快就能睡着，但一直也没有睡着。
4月29日，星期六从我上次写日记到现在已经3天了，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写呢？除了个别情况外，我一直躲在里面的办公室里写一些东西：1为实验班102名需要通过勤工俭学缴纳部分或全部学费的学生，制定一份新的勤工俭学计划。其中25人将学习织毛巾和袜子，另外77人将从事洗碟子、打扫房间等工作。要把工作安排到每一个学生，我尽量让她们都做一些新的工作。2为初中的另外65名学生制定劳动计划，这些学生将学习做衣服。我们将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齐夫人（她是金陵大学齐先生的夫人），另一位是女裁缝。3制定一份新的浴室开放时间表，因为，上述两个计划将会影响原来的时间表。
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我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的，要知道，在中国这个地区，受过训练的工人是极其缺乏的。
这些天城里的情况不正常，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呆在家里，因为，这里的统治者在庆祝天皇38岁生日。上午举行了阅兵式，大街上实行了军管，以防止喝醉酒的士兵闹事。
下午，在南京的外国人在我们学校的田径场举行了一次棒球赛，然后，又去福斯特家参加告别茶话会，他下星期一将去上海休假。
我真希望春假刚刚开始，因为我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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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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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星期一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从日本来的考夫曼（Kauffman）小姐，今天下午到达南京。对我们来说，接待教会工作人员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们无疑将有机会把事实真相告诉那些希望知道的人。下午，在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再次讨论了为南京吃不饱饭的孩子向外界要求帮助的问题。这确实有必要，但仅以我们有限的力量和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又怎么能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呢？上午，从教育局来了两个人，我还没时间询问他们来此的目的，大王就和他们举行了会谈。
福斯特早上动身去上海休假，我们将会很想念他，南京还有很多人想念他。
今天下午，新的缝纫班开课了。
5月2日，星期二今天只是工作，很多的工作，但没有一件是我计划要做的。
5月3日，星期三上午大约8时30分，两个日本人来检查我们学校，其中一个来自宪兵队，另一个是个年轻的满洲人。他们首先要求检查我们的教材，我先把家庭手工学校的教材给他们看，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看。大王又拿来油印的中文教材给他们看，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他们也不要求检查英语、历史和地理教材。我问他们想不想参观家庭手工学校的工作，他们就表示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我便带他们四处转了转。我们很高兴把一位优秀的妇女介绍给他们，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杀害了，留下两个小女孩。最后是检查学校的教堂和图书馆。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们也很高兴。
今晚，我请考夫曼小姐和5位女教师到实验学校宿舍吃中式餐，然后，又在我的房间里谈了近两个小时的话。只有在基督徒之间才会如此坦诚。
当我带考夫曼小姐去南山时，天越来越黑，月光却像以前一样明亮。一个半小时后将发生月食。可以听到学校附近的喧闹声，人们在敲打着各种各样的铁锅，放烟花，试图赶走要吞掉月亮的天狗或龙，他们很快就能把天狗赶走。
5月4日，星期四7时30分。送考夫曼小姐去火车站。我们的通行证可以让我们出城，但当我回来时差点进不了城。哨兵打着手势问我是否接种过霍乱疫苗，我告诉他没有，他坚持要求我到旁边的一个大棚子里接种。我微笑着说我稍后就去接种，还好，他放我走了。下次通过城门前，我必须接种霍乱疫苗。
火车站的情况有所改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排在同一行队伍里，对中国人的歧视也少了。今天在车站没有见到伤兵。
城里谣言很多。据说蚌埠和南昌又被夺回去了，但今晚的报纸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欧洲的形势仍然很危险。
5月6日，星期六传来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消息，传得很生动：防空警报的声音、四肢不全的尸体、人们发疯般地四处逃跑。农村到处是土匪，穷人能往哪里逃呢？显然，汕头、宁波和福州也经常遭到轰炸。
最近一直很热，但今天还凉快点。玫瑰花开了。
袁小姐接管了这幢宿舍楼的管理工作，我想她会干得很好，那样，我就可以从宿舍楼里搬出去了。我多想住到伊娃的小平房去，再找一个能干的佣人啊！那样，我就可以不费什么力气接待来客了。现在，如果想坐得舒服一点的话，我最多只能接待4个人，吃饭时一个也接待不了，除非我让其他人出去。
5月7日，星期天中午我是在南山公寓吃的饭。下午2时30分的礼拜快结束时，杨牧师带着地野教授和6个日本人坐在教堂的后面。他们对参观学校的建筑很感兴趣，并没提什么问题。看来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事知之甚少，或是一无所知。
5月11日，星期四悲剧还在继续着。如果我能更自由地出城的话，我就会发现更多的事例。下面两件事是我最近听说的：一个人力车夫被4个士兵打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个马车夫被一个开卡车的士兵痛打了一顿，当时卡车上运送的是伤兵，这个马车夫仅仅因为没有及时让路就惨遭毒打。
瑟斯顿夫人刚刚康复，但恐怕还要几天才能工作。她病了快两个星期了。
玫瑰花盛开了。这几天太热了，花都枯萎了，但昨天下午的一场暴雨使天气凉快了许多，花又盛开了。橘子树也开了花，虹膜花刚刚凋谢。
5月12日，星期五大学医院终于获得了日本当局的同意，他们接种霍乱和伤寒疫苗的证明将被承认。我们下星期四将开始注射疫苗。
今天下午，星期五读书俱乐部在南山公寓开会，从北京来访问的埃德蒙·克拉布（EdmundClubb）夫人也出席了，还有皮克林先生、科妮莉亚和莉莲斯。我去晚了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
那位姓刘的妇女又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写关于她丈夫被杀害的报告（我正在写关于她的遭遇的附加报告），我感到很惭愧，还没有把为她写的陈情书寄出去。
晚上，我与哈丽雅特为我的一件珍贵古董吵了一架，她还在用这件古董放花，她的佣人也把它当成只值10美分的普通花瓶。就我个人而言，我为这次争吵而伤心，不知哈丽雅特会怎么想。
5月13日，星期六高二的学生在互助社的活动中表演了如何除锈。她们干得很好，组织得也很好，很有趣。我相信每周一次的表演对她们很有意义。问题是如何把这项活动与展览厅联系起来，或许可以通过为普通百姓办展览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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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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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我能找到水平更高的勤工俭学管理者，他们应该对学生的工作有更高的要求，他们自己应该知道擦玻璃、扫地、做木工活。学生们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工作。
下午4时30分～6时30分。我们举行了“家庭宗教”活动，有30人参加，其中包括美国军舰“吕宋号”的4位军官。喝茶前，我们玩了一会儿球。因为天主教的教父们没来，我也玩了，晚上手指都有些痛。
哈蒂·麦柯迪（HattieMacCurdy）在我们这里呆了两天了，她有去怀远的通行证，但其他人还没拿到。
斯坦利·史密斯从上海来了，他说，现在在上海买车票很容易了，因为，现在有3趟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的火车。
一整天都能听到远处的枪声，不知是怎么回事。
5月14日，星期天今天天气还不错。到处都可以看见盛开的玫瑰花。像往常一样，上午的后半段时间我呆在面对学校主干道的办公室里。不时有日本人来，我觉得还不如呆在家里呢。大约在11时30分，来了两个日本人，其中一个会说汉语。他说，他们来自东京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坦率地同他们交谈，但又考虑了一下，还是克制住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变得多疑，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间谍，被派来执行特殊的任务。
晚上，我请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和诚申一起陪哈蒂·麦柯迪吃饭。饭后，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喝茶、吃水果。哈蒂给我们讲述了怀远陷落的情况，这和南京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还谈到了我们的希望与担忧。中国人不再充满仇恨了，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国家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这真是太好了。
保罗·阿博特（PaulAbbott）在英文礼拜上进行了布道，主题是《耶稣洗了信徒的脚》。他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克服在追求权利和地位方面的错误。他以下面几种精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友善。2爱。3谦卑。4祈祷。在帮助他人时，我们是多么需要这些精神啊！5月15日，星期一早上，我读了很多材料，以便更清晰地思考下学期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停下这里所有的工作，去中国西部会不会更好一些呢？下午，我做的全是中间人的工作，首先是想办法解决住在南山公寓的外国人的佣人问题，除了其他问题外，这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接着，我又帮助调解一位年轻的中国教师和他妻子之间的不和，我还没有搞清楚他们吵架的原因。这种问题很难解决。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这里一位老难民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的。他是一位守夜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