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时30分或是稍晚一点，灵柩抬出了教堂，跟在后面几辆车里的人都是送葬者。灵柩安葬在占地不大的外籍人公墓内，送葬者在墓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祈祷式。
晚上7时30分，凯瑟琳和我去大使馆赴宴。今天，我们本该在4时30分骑车出去转一圈，但是，想想还是不去为好。
10月26日，星期四现在每天都有许多飞机从上空掠过，一年以前也常是这样。好像南京机场又成为空军基地了，也许汉口机场现在使用率没有这么高。
程夫人仍在整理行装，等去汉口的船。报纸上说，眼下游击队向过江船只开火。她就这么几个亲人，这两年已经是大难不死了，我们担心她及家人发生意外，所以我们劝她别走。
今天晚上，我第一次宴请了一位日本客人。我和瑟斯顿夫人请科拉和小野先生来吃饭，同时还请了哈丽雅特、凯瑟琳、程夫人和正在南京的艾丽斯·格雷格（AliceGregg）。这个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聚会结束前玩了几局猜字谜。我想，小野肯定在寻思，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有求于他，但实际上我们别无所求，就是要让他感到意外！10月28日，星期六今天天气很好，工作也很多。下午1时～3时是大扫除，打扫教室和宿舍。3时30分～5时是户外体操表演，由袁小姐主持，地点在中央楼前的大草坪。蓝色的衣裙映衬着各色菊花和红色的楼房，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虽然没有发出正式邀请，却来了许多观众。我倒是约了几位其他学校的同仁。在学校打垒球的外国人迟迟不走，他们观看了表演。袁小姐6个月的工作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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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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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外国人打完球后，瑟斯顿夫人请他们喝茶，来了一大群人，还有几个小男孩和几只小狗。这些海军军官、商人和传教士现在相处得非常融洽。
今天晚上，艾伦·顾请艾丽斯·格雷格吃饭。瑟斯顿夫人、程夫人和我也应邀作陪。
《字林西报》到了，此前，报纸已有两天没能送到南京。无锡城外的铁路被游击队切断了。
现在许多飞机派上了用场。
10月29日，星期天上午8时，我们聚在南山吃早餐，庆祝艾伦·顾的生日。来的客人有程夫人、艾丽斯·格雷格和我等7位女士。我们谈得多么愉快啊！吃完早餐，我觉得我们好像狂欢了一通。
10时30分，王明德牧师在南画室学生教堂给学生讲述玛利亚（Mary）和马莎（Martha）的故事。
12时30分，我去瑟斯顿夫人那里吃饭。请的客人是劳埃德·鲁兰（LloydRuland），他现在任长老会董事会的秘书。我们向他请教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
下午2时30分～6时。实验班在南山公寓活动中心内静修。静修内容大致如下：主要是讨论教会学校的特殊使命。
2时30分～3时布道，杨牧师谈“信仰”。
3时～4时讨论教师怎样才能协助完成传教使命。
4时～4时30分茶会。
4时30分～5时30分讨论教会学校的学生应接受哪些特殊培训。主持者：邬小姐。
5时30分～6时布道，题为《圣师基督》，布道者：明妮·魏特琳。
约有20位教师参加了静修，我认为，聚在一起静修很有意义。6时30分～7时30分聚餐，由我请客。7时30分，在大礼堂参加学生的礼拜。
11月3日，星期五今晚很冷，但可能再过3周左右，我才会生那只小火炉取暖。生火的工具齐备，同时，程夫人已为我买到了煤，我不必犯愁了。
今天上午，瑟斯顿夫人在忙着写讲话稿，哈丽雅特在筹备“创始者节”午餐会。李先生和木匠在教堂里把校友们捐赠的隔板重新竖起来，这隔板是1937年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拆卸下来的。竖起美观的隔板，再放上几盆金菊，星期天的礼拜堂肯定会装点得很雅致。
传教团收到了教育部长的一封请柬，邀请传教士于下星期二晚上赴宴。传教团正为此伤脑筋，去还是不去？我认为，我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3位传教士：1最好不能全都接受邀请，接受者也不能显得迫不及待的样子。
2不坐他们提供的车过早地去会议中心喝茶，等待宴会开始。我们自己坐车晚一些去。
3尽量不拍照、不见报。我想可以暗示活动的组织者，拍照或见报可能会使我们在美国的传教团同仁面前很难堪，因为，他们一直奉行美国政府制定的政策，在中日两国间保持中立。
在这个新政府里任职，日子大概不好过。今天下午5时，我骑车去贝茨家探望病中的莉莲斯，路上经过了一些高官的官邸，官邸附近的干道上和每条小巷里都布置了日本哨兵，他们武装到牙齿，甚至可以说是武装到了脑袋，因为，他们还戴着钢盔。官邸的大门上拉着带刺的铁丝网。据说汪精卫在城里，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当然不会太容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自发地想建立这种新秩序。
11月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雾散了，天气好极了，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并微有凉意，但不觉得冷。早上我做了哪些事？我备齐了明天庆祝“创始者节”要用的各种物品：服务人员戴的紫佩带，不会讲汉语的来宾要用的英语赞美诗集，等等。此外，我还干了一些别的事。噢，对了！还写了明天下午我的简短讲话稿。下午1时，下列各位在南山公寓活动中心聚集，准备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24个“创始者节”的午餐会，聚餐者名单如下：鲁淑英的母亲、乔伊·侯（JoyHo）、莉莲·侯（LilyHo）的母亲；丹尼尔斯夫妇和约翰·马吉；盖尔夫妇；贝茨博士和鲍比；齐先生和齐夫人；4位校友：布兰奇·邬、林弥励、骆佩芬、袁诚申（音译）；5位教职员工：瑟斯顿夫人、哈丽雅特、李先生、陈先生和我。
午餐会在哈丽雅特的安排下准备得很好，餐桌旁大多摆放着秋菊，色彩鲜艳，让人赏心悦目。座位牌很别致，是骆佩芬和袁诚申做的。饭后，我们又回到活动中心，哈丽雅特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她给大家念了贺信和贺电。贺信是弗洛伦斯·柯克刚寄来的，贺电是吴贻芳博士发来的。然后，她又给我们念了香港和上海分校寄来的贺信与发来的贺电。她还特地为“创始者节”写了一首歌，由4位校友演唱，唱得非常动听。
下午5时30分。我去美国大使馆见汤姆斯·C·哈特（Thomas·C·Hart）上将及其随行人员。我们传教士去得早，其他人去得却很晚，双方基本上没有共同点。凯瑟琳去得稍晚一些。晚上，她到我这里来又一次重复了她常说的那句话：“官员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这些传教士，也不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11月5日，星期天这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秋日！校园里美极了，秋色的金黄与松树的葱绿融为一体，美丽的菊花竞相开放。
10时30分的学生礼拜非常成功，礼拜由我主持，王邦契先生布道。下午3时，钟声一响，学生们就在宿舍楼前排好队。3时15分，她们列队走进大礼堂，蓝布学生服将她们映衬得端庄大方。3时30分，“创始者节”的祈祷仪式开始了。我漏写了一点：下午3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特上将携几位军官来到学校。他们临走之前视察了图书馆和礼拜堂，并检阅了学生。令我们遗憾的是，他们没能留下来参加祈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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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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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者节”祈祷仪式庄严而典雅，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学生和来宾都深受感染。和往常一样，各色菊花、金黄的树叶和跳动的烛光装点着礼拜堂。主席台上坐着我们6个人，从左到右依次为：王邦契、魏特琳、普赖斯博士、瑟斯顿夫人、贝茨和布兰奇·邬。祈祷仪式内容如下：开场白——顾小姐和埃莉小姐念祷文——普赖斯博士唱赞美诗——《你的圣殿永在人间》诵读经文和主祷文——贝茨博士，经文为《申命记》第8段第1～3句及第5～10句唱赞美诗——《天堂的回响》简短讲话——邬小姐布道——《记住过去》，布道人：劳伦斯·瑟斯顿夫人；翻译：王邦契先生唱赞美诗——《上山去》念主祷文、做赐福祈祷——普赖斯博士主席台对面几乎座无虚席，学校的235名学生全部到场，来宾肯定不下百人。
今天晚上，我在南山与多恩（Doan）夫人、杰西·M·特劳特（JessieMTrout）（她是从日本来的）以及瑟斯顿夫人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下楼到瑟斯顿夫人家喝咖啡，边喝边谈。谈话间，客人们突然要我们说说日军占领南京的好处，把我们弄得张口结舌。
在庆祝“创始者节”之时，我老想着成都、上海和香港分校。
11月6日，星期一太累了，今晚真不想写日记了。早上8时～9时，我在办公室安排下午请哪些人来听特劳特小姐关于合作社的讲座，人选确定后，又给他们写了邀请信。9时～10时30分，带特劳特小姐和多恩夫人去了两个地方，一处是1937年12月、143人被日军活活烧死的地点；另一处是1938年1月5次遭强奸的一位73岁老妇人的住处。中午，我和这两位客人，以及布兰奇、林弥励、骆佩芬、顾小姐一起吃中餐。下午1时30分～3时，约15人聆听了特劳特小姐关于合作社的讲座。4时30分，我到南门，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属的南门基督教学校的一些老师交换意见。6时30分，我和凯瑟琳邀请传教团的几个人在南山公寓吃了饭。
今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和晚些时候，我们听到了空袭警报。我们认为，这么做其实是搞灯火管制。
11月7日，星期二今天晚上6时40分，我和凯瑟琳坐黄包车去国际俱乐部参加教育部长举办的宴会。可怜的老头——他已那么老态龙钟，根本管不了什么事，更不用指望他能推动教育体制的进步了。在座的大约有50人，共摆了5桌。部长讲了一席话，内容之一是说他具有两重性——在政府工作时是一个他，参与社交活动时又是另一个他——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另一个他。我万万没料到会来这么多日本人，有基督教牧师（5名）、商人数名、新闻记者两名、军官两名，对了，还有两名政府顾问。和我同桌有一位叫尤诺（Uno）的先生，他是洛杉矶的一位记者。谁知道这次社交活动会产生哪些后果，也许无妨吧。凯瑟琳旁边坐的是财政部长，她担心随时可能被记者拍照。
11月9日，星期四昨天下午，焦嫂子来了，我们曾把一件棘手的事托付给她，请她照看凌萍（音译）太太的房子不要让人拆掉，让她一有情况就通知我。这次她是来告诉我，一位邻居把浴缸抢去了，如果我不去把它要回来，浴缸就要被卖掉了。于是，今天下午4时，我和魏师傅去看看怎样处理这件事。房子远在和平门，从这里乘车过去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两次下车等待日本宪兵放行，好在他们放我们过去了。我们到了那里后，去了附近几户人家，要回了浴缸，并给了那个拿走浴缸的人2美元，又礼貌地对他还回浴缸表示感谢，然后，我们赶紧上车回来。在车上，我不得不把脚放在浴缸里——脚实在没有地方放。我们路过一些尚未完工的房子的旁边，看到有人正在拆房卖砖。一幢价值万元的房子，卖砖所得也不过数百美元。
在我们校园的南面，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其价值不下万元，已经被拆毁，砖头也被拖走了。不应该责备那些拆毁别人房子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也要生存。
在凌太太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日军设有关卡盘查过往行人。我们通过了关卡，但路边有大约100个苦力在排着队，被日本兵反复搜身。一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那架势无疑让每个苦力都能感受到一种威胁。我听说，这些苦力每天才能挣048美元，另外002美元必须交给为他们提供担保的工会等组织。
这一趟来回挺远的。我都快冻僵了，不得不早点钻进被窝。
真希望尤诺记者能过来看我，我可以和他进一步详谈。
11月10日，星期五今天很冷，昨夜下了霜。窗外秋叶很美，景色怡人，这些树都是10年前我亲手种下的。
今天下午，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孙来找我，他想向学校借钱为养母下葬。好像整个葬礼，包括办丧酒等，他得花400美元，只有这样他才算尽了孝道。
晚上，我们去听了教会音乐委员会举办的小型音乐会，地点在索恩家。我们欣赏了皮克林夫人（来自美孚石油公司）的竖琴演奏、加勒茨（Galatzer）博士（一位奥籍犹太难民）的小提琴演奏和保罗·阿博特的男声独唱，还看了一出短剧。这真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刚才翻看一本破旧记事本，发现了这些数字（很久以前留下的阴影）！1938年1月14日收容难民记录：科学楼928人，艺术楼1223人，中央楼969人，500号宿舍楼718人，700号宿舍楼874人，600号宿舍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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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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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8年2月5日，难民中共有37名婴儿出生、27人死亡。到1938年3月11日，开办难民班情况如下：三年级共10个班——高中生，另有5个小班、7个扫盲班，共22个班。3月22日，递上了请愿书，上面有1105人的签名。
我抄下了这些反映历史真相的数字，这个破破烂烂的本子可以扔掉了。我记不清了，想必那时的日记中应该已经记录下了这些情况。
11月11日，星期六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今天上午，那位年轻的花匠在中央楼前摆放菊花，好让瑟斯顿夫人给花拍几张彩色照片。上午我原本是有安排的，但大部分时间却做了别的事。
上午，住在附近的老孙来了。他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近两年。他来是想看看能否向学校借些钱给养母下葬。我们想了个办法，由我和瑟斯顿夫人私人出钱，各借给他100美元。
老孙还没走，住在附近的那位姓朱的又来了，问我们学校愿不愿意买下靠近校园东南角的那一小块地，其实，我们很久以来一直想要那块地。他现在急需用钱，打算半价出售。我告诉他，我们将把这件事告诉目前在成都的校长，并等待她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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