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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克莱斯特会见了英国政府的外交事务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他以“极端坦率而严肃的态度”，讲了他已同劳埃德勋爵谈过的同样观点。范西塔特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是感到不安。克莱斯特想就反叛希特勒成功以后德国的边界进行交易，但是，英国不愿意用牺牲别人利益的办法，来作出让步以换取和平。结果，后来证明，“黑色乐队”的讨价还价使这些朋谋活动失却了英国的大力支持。
克莱斯特还访问了在肯特郡森林深处自己的别墅里的丘吉尔。
丘吉尔对克莱斯斯说：“你们的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但是，首先得把希特勒的脑袋拿来”。这是丘吉尔为了英国政策的利益，第一次鼓动“黑色乐队”采取反叛行动，第二次是在1944 年第二战场开辟之后。
克莱斯特像他去的时候那样秘密地返回柏林。他先和科尔文共进了午餐，然后走到卡纳里斯在铁比茨乌弗的办公室。他向卡纳里斯单独报告说：
“在伦敦，没有任何人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我感到，他们今年几乎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他们说，根据英国的宪法，对于尚未出现的局面作出保证是不可能的。”丘吉尔的信远远不是贝克和卡纳里斯需要的公开声明。尽管如此，“黑色乐队”仍然继续进行着政变的准备。1938 年9 月9 日，在执行希特勒的“绿色方案”命令之前五天，施图尔纳格尔设法使密谋者们获悉了这些命令，以便使他们为夺权做好准备。同时，总参谋部却没有为“绿色方案”做任何准备：铁路运输车辆不足，汽油短缺，秘密动员军队的工作进行得松松垮垮，好象根本就没有收到有关的信件和电报。最高统帅部注意到，军官们对它的任务没有热情。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不断加深，英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希特勒，或者鼓励“黑色乐队”采取行动。相反，绥靖势力却在活动。张伯伦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飞往泊希特斯加登，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卡纳里斯听到张伯伦的这次使命时，正在和他的同僚吃晚饭。他放下刀叉，抱怨说，这个消息破坏了他的食欲，并且气急败坏地说：“什么？他——去拜访那个人！”事实证明，克莱斯特所说的英国人几乎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的印象是正确的，这个代价就是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绥靖活动使“黑色乐队”的密谋者们无法行动。捷克斯洛伐克被分割，革命也因而破产了。希特勒刚刚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他们怎么能逮捕他，并且把他作为战犯来审判呢？这些密谋者再也搞不出这样周密的政变计划了，至少在1943年以前搞不出来。他们再也不会抱着除掉希特勒的坚强决心那样显而易见地团结在一起了。利迪希说，从那时起，一切阴谋充满了“互相抗争、偏见、空想和性格上的弱点”。这就妨碍了积极而又坚决的行动。几乎可以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是在这个时候，卡纳里斯决定单独行动，或者只和他完全信任的少数几个将军合谋。希特勒在他的地位最脆弱的时候，没有受到他的将军们的挑战，也没有受到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家们的挑战。就像所传贝克说过的那样，他现在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第四节 大谋反
1942 年11 月7 日“火炬”进攻舰队开始从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在一个巨大的弧形范围内，实行部队登陆。直到11 月8 日凌晨两点，希特勒才确实知道盟军的意图，当时，盟军正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报告把他唤醒；十八个月以后他还惊叹：“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显然十分震惊。“火炬”行动完全出人意料，尽管起初英国人有大量泄密情况，尽管如果敌人得到了可靠情报的话，没有任何一支远征部队会这样易于被发现。伦敦监督处的海军情报官员唐纳德·麦克拉克伦少校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局面：
“先送九万人登陆，再送二十万人登陆，加上他们的全部给养和武器，去到一个很可能不太友好的国土；那里与英国相隔一千五百英里，与美国相隔三千英里，这很容易被德国和意大利在西西里的空中侦察所发现，而且是在西班牙人（还有德国特务）的眼皮底下，在直布罗陀组成护航船队和集结空军——只有让敌人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猜不透这些驶在地中海的部队的最终目的地，才有可能办到上述这一切。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去地中海本身是瞒不住人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呢？”希特勒渴望得到关于“火炬”行动的准确情报真是望眼欲穿，但在德国情报系统中，显然也有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战后发现，主要针对美国和英国的谍报局汉堡站站长赫伯特·魏奇曼，从一个第一流的情报来源得到过一份准确而及时的报告。报告说那个目标是法属北非。魏奇曼明白地说，他是以十万火急和最高级密件将报告送到最高统帅部的，这种急迫性的密级能确保这份文件至少可以让凯特尔看到。这个报告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卡纳里斯无疑照样无动于衷，就像他受到非难时无动于衷一样。
德国的高级指挥机关这才相信，卡纳里斯向他们提供的情报非常糟糕。
但是，如果最高统帅部还没有怀疑他实际上是在反希特勒，那么盟国方面可有人开始怀疑了。伦敦同情卡纳里斯的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火炬”计划时期。卡纳里斯来到阿尔赫西拉斯的时候。阿尔赫西拉斯是靠近直布罗陀的一个西班牙城镇，是谍报局的主要基地之一。在直布罗陀的英国情报局人员获悉卡纳里斯到来后，便计划绑架他，再用飞机把他送到伦敦。直布罗陀总督梅森·麦克法兰将军批准了这个计划，他是前英国驻柏林武官，曾在1938年建议暗杀希特勒，为外交部拒绝。但是，正如首先就卡纳里斯的忠诚产生疑问的伦敦新闻记者伊恩·科尔文写的：“直布罗陀收到一份伦敦发来的电报，要求取消这次行动。”向科尔文提供消息的人告诉他说，电报并没有明确讲：“不要管咱们自己的人。”但字里行间的意思却是：“（卡纳里斯）
留在他的位置上，要有用得多。”即使希特勒对“火炬”行动毫无戒备，他还是很快而有预见地作出了反应。他下命令电台罗马的艾伯特·凯塞林陆军元帅，迅速带领他手头最精良的德国部队，到突尼斯地去建立一个桥头堡。凯塞林照办了，在他的队伍中，有一个年轻的参谋总部的中校，他就是冯·施道芬堡伯爵。这些部队使盟国在北非的胜利延迟了好几个月，但是希特勒很快就不那么关心这个方向的战况了。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斯大林格勒，那里的战斗已成为规模巨大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了。德国空军把这个城市炸成一片焦土，小股的士兵在燃烧烟囱林中进行肉搏战。他们在工厂、办公室，在下水道中，在房屋的里里外外，争夺每一公尺的土地。战斗持续了八十个日日夜夜，第二十四装甲师的一个军官写道：“斯大林格勒不再成其为一个城市了。白天，那里弥漫着燃烧的、让人睁不开眼的烟云而当夜晚来临时，当那灼人的、凄凉和流血的夜晚来临时，连狗都扑向伏尔加河，拼命游到河对岸去各种动物纷纷从这座地狱里逃走；最坚硬的石头也忍受不了多久了；只有人仍在坚持着。”对于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不单是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摆脱不了的信念像列宁格勒一样，它不仅是军事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目标。希特勒相信，一旦这两座以两位革命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落入他的手中，苏联的政权就会土崩瓦解。斯大林同样不能放弃固守斯大林格勒的决心。他已把自己的名字赋予这个伟大的工业城市。
在北非和苏联战线进行战斗，成为第三帝国的那拿和奥尔施泰特。随着盟军越来越明显地占了上风，那种深深的失败情绪在帝国蔓延开来。这种情绪，是有可能使革命活跃起来的。1943 年初，当希特勒的宏大战略在各地不是受到威胁，就是遭到失败时，贝克对卡纳里斯说，“黑色乐队”的决定性时刻近在眼前了。他说，在希特勒处于胜利时，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推翻他的；只有当他和他的军队打了败仗时，正在作战的将领们才会支持密谋活动。
他的看法是对的。每打一次败仗，“黑色乐队”就增加一批新人，很快就超出了几个谋求恢复一个人失去的时代的自发道学家的范围。那些良心上的问题，诸如对希特勒效忠的誓言，暗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推翻国家和军队的希特勒等等，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干掉。
“黑色乐队”不再是几颗分散的不满种子，各自想办法在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局的清洗中逃生。密谋分子仍旧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做游戏，但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中心指挥部，其触角伸进了从巴黎到斯摩棱斯克的其它所有司令部，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考虑出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即“闪光计划”，并准备一旦暗杀成功，就夺取政权。所有尚待决定，只是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点向希特勒发起攻击。而“如果”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考虑的因素。
密谋分子提出在暗杀希特勒后藉以夺取政权的手段是“伐尔克里”方案。
1942 年春末，卡纳里斯对希特勒说，德国有四百万外国劳工，到1944 年，可能增加到八百万。卡纳里斯提请希特勒注意，这样多的外国劳工对帝国是危险的，并建议他下令制订一个计划，万一他们发生暴动或叛乱，好来对付他们。希特勒同意了，并且下令由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制订“伐尔克里”方案。这个计划的实际起草工作交给了他的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到1942年10 月13 日，计划起草完毕，并作为十分秘密的国家文件下达到各军区司令部。奥尔布里希特是个审慎、精明、刻板而和气的人，也是“黑色乐队”中最坚定的人物之一，在制订“伐尔克里”方案时，他立即执行就看到，如果写法得体，密谋分子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案夺取政权，并使纳粹党、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局保持中立。
这个计划设想外国劳工趁希特勒在远方的大本营指挥作战，不能马上回来亲自控制局面之际，发动暴乱。因此，计划授权陆军，具体来说是弗洛姆本人，代行行政权力。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弗涪姆在政治上对希特勒的忠诚是模棱两可的。密谋分子，尤其是他的参谋长，认为弗洛姆是个正直而又有教养的人，如果希特勒死了，他就会支持密谋活动。此外，他还是个懒汉，总是出去打猎，然后授权奥尔布里希特代他签署有关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文件和命令。
有了这个权威，奥尔布里希特就以弗洛姆的名义把同镇压国内骚乱毫不相干的条款和附录写进了“伐尔克里”方案；这些条款和附件安排了夺取政权以及让希特勒政权所依赖的党的根据地保持中立的事宜，不仅在柏林和其它省的中心动手，而且在整个帝国都干起来。奥尔布里希特只须发出“代尔克里”的代号，帝国各军兵种就会立即奋起“保护”政府和党的机关及官员、通讯邮政部门，报纸和电台，铁路及公共交通系统。奥尔布里希特有权实行军事管制法和宵禁，有权中止一切私人旅游及电话邮政业务，有权命令战地军法审判，立即枪决，并不准上诉。“伐尔克里”赋予陆军完全超出其它所有武装部门包括党卫军的权力，并且可以向所有人口集中的主要地区，派出特别联络官，察看“伐尔克里”的命令是否得到了无条件的、刻不容缓的服从。简言之，“伐尔克里”使“黑色乐队”有权控制德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又使军事单位有权实行这种控制，由于奥尔布里希特的计划在帝国每一个要害部门，都形成了一支团队规模的“伐尔克里”战斗部队。这些人员的武装、训练和位置，使他们足以抵挡任何人，包括党卫军。
这一回，“黑色乐队”发动政变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好。密谋分子认为，他们已同盟国建立了联络渠道，可以借此谈判战争的政治解决了。
1943 年2 月2 日，当灾难终于在斯大林格勒降临到德国武装部队头上时。这个时机来到了。被希特勒提为陆军元帅的鲍罗斯，率领包括二十四名将军，两千军官及九万衣衫褴褛、胡子连腮的士兵的第六军团，投降了红军。
这场恶战中，德国人还伤亡了十六万五千人，而这都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希特勒对这次失败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他归咎于鲍罗斯，说他应该自戕，而不应该让敌人活捉。这场灾难又酿成了另一次指挥危机；贝克意识到希特勒的将领们都很愤慨，便点燃了“闪光计划”的导火索，这根导火索一直通到克鲁格在斯摩棱斯克的司令部。
克鲁格依照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的建议，邀请希特勒来访问他的司令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希特勒竟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正中密谋分子的下怀；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假装为谍报局的差事去访问克鲁格的司令部，立即飞往斯摩棱斯克，为“闪光”做最后的安排。计划很简单：把一枚炸弹藏到希特勒的私人飞机里，待他从斯摩棱斯克回来时引爆。奥斯特为这枚炸弹搞到了一些英国制的炸药和引信，这都是从特种行动局在巴黎的萨托利兵营的仓库中缴获的，由谍报局看管着。
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