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手，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中共就会完蛋了。
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
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这是共产国际极为愤怒的事，似乎没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说到
应联合富农抑或反对富农的问题，似乎这都是莫斯科的清谈。何孟雄及一般同志所知道的，
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类的左倾空谈。他们多根据日常体念和切身痛苦来批评李立三。他
们讽刺李立三这尊大炮只会吹牛，一味言过其实，好大喜功，拔苗助长。他们举出很多实际
的例子，例如应该在若干大城市发动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来反对国民党之类，
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视，便是只凭主观乱搞一通。比如，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切身痛苦而
酝酿罢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所得的结果，往往是吓走了工人
群众，不但罢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党员和工人活动分子因而被捕和被开除等等祸害。
在农村中也是一样，不让企图再起的农民有准备力量的机会，老是命令他们作力不胜任的进
攻。总之，那些满怀郁抑的同志们，常这样慨叹：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广大工农
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已培植了相当基础，虽经清党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仍在各处埋
藏和保留着不少的根苗，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闹，这些根苗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李立三朝夕梦想凭苏维埃和红军来打天下，虽也获致可观的发展，但一般同志还是认为
他坐失良机，没有达到更好的成绩。我没有听见过同志们根本反对苏维埃路线的说法（当时
只有托洛斯基派曾这样说）。一般同志大多认为苏维埃路线是既成事实，或者说要反对国民党，
那就非要竖起苏维埃的旗帜不可。一般批评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对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讥讽
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烟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
量而不重质。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
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
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
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
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种方式
组织农民斗争，训练各种人才，充实苏维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实际掌握红军，增强战斗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够重视。
李立三一向爱搞甚么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二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
动时，都曾这样做过。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
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混合
起来，组织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即是暴动指挥部，其组织人员，由李立三自上
而下指定，其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关暴动行动的。李立三这种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
反对，也使共产国际大伤脑筋。他们都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即是取销
了中共，少共和工会的经常工作，如争取群众、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等日常工作。一
句话，没有这些经常工作，即等于根本取销了这些组织。
一般同志更讨厌李立三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的作风，指斥他蹂躏了党内民主。他们形容
从前瞿秋白惩罚同志的时候，有点阴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却有点耀武扬威的气概。李立三撵
走蔡和森，开除陈独秀，都做得有声有色。虽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极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
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
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
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
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
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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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
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
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
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
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
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
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
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
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
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
作风。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
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
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
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
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
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
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
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
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
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米夫，也向
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在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
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
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
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
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
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
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
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
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
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
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
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
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
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
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
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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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
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
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
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
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
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
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
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
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
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恩来即以征
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
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
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
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
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
而同的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
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
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
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
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
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
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
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
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不仅限于上海，显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组织的反
中央倾向最为可虑。以中共北京区委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
等被杀害后，又接连遭受过若干次摧残，中共中央似也没有大力援助过它们，后来李立三老
是指斥北方区委右倾，引起多次争吵，因此弄得彼此关系恶劣。我把上海方面的党内紧张空
气扭转以后，即建议到北方去一趟，举行一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从事挽救。我此行在当时
是十分冒险的，但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后，
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达天津后，立即去找设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联络地点。
我在交通站内，会见了一对我所不认识的青年夫妇，从他们口里我知道这地点极不安全，他
们正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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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日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耽心，因为在
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