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先约曾钟圣单独会晤，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
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
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盛。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
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
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 ，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
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
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盛会谈。许继盛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
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
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
的行为。
许继盛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
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
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
着军队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道这个改组派的朋友，
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盛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
九三 0 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
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
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他承认他
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
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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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盛，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
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
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盛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盛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
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
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
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
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
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
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楚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
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
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
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
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
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
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
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
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
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
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与
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
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
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
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
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
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
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
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
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
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
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
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
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
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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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
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
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
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
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
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
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
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
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
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
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祥。
总括来说，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
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
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
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是中共宁左毋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
之故。
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
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
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
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
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
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
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
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
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
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
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
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
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
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
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
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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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
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
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
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
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
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
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
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
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
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
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
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
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
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
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
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
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
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
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
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
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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