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
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
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
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
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
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
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
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
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
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
入组织⑤。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
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
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的大体情形。
正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来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
访，坦率地告诉他，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请教他的意
见。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
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
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
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
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
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
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一九二七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
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十八年苦力的人，
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为甚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请读者耐性地读下去，便会有一个分晓。总括的说，少数人
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
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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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
斯新革命》（见《独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伦斯基与列宁》
（见前书，卷二第三十六页）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见前书卷二第六十六页）。当年五月他所主编的《新
青年》还发刊了马克思专号（六卷五号）。
② 据郭湛波说：“陈生于一八八○年（清光绪六年），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
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中途归国，在沪与章秋桐居寿昌里，与张溥泉、谢晓石创办国民
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后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氏任安徽教育司
长。民国二年，因反袁失败，亡命日本。”见郭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页—北平人文书店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我记忆所及，他初时确是柏文费的主任秘书，后来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
育司长，则未可知。
③《共产党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导创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与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开始。可能陈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
工俭学生有所联系，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都在法国。我手边现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
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国所发给陈先生的信，以及陈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复信（见《独秀文存》卷下第
二九○页—第三○一页）。
⑤ 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
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
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多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
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
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
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
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
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
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①。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
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
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
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
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
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
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
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
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时
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
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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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
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
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
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
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
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
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
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
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
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
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
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
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
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
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
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
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
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
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祀、范
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
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
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
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
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
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
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
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
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
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
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
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
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
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
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
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
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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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
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
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
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
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
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
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
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
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
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
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