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
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
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
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
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
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
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
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
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
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
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
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
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
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
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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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
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
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
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
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
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
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
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
（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
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
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
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上海办事
处的处长。这个决定给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上极大的便利；后来我曾利用这个职
务，在“五卅”时，迅速地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了这个运动的进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大会的决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从此，中国职工运动便与
莫斯科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奥斯脱洛夫斯基在这次大会中参加了大会工作，使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顺利通过，并解决彼此关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各工会前此
都未与亚姆斯坦的职工国际发生过联系，也未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而新成立的总工
会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一事，毫无阻碍。
在领导这次劳动大会的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
仲恺先生，因忙于处理广东的财政，乃本着与中共热诚合作的精神，将领导工会的工作都交
由工人部秘书冯菊波（中共党员）处理。虽然如此，我遇有重要问题，还是直接找廖先生商
谈；我的意见，他从没有表示过异议。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于广
东的政务，在职工运动方面，他只愿做一面旗帜，一切实际工作他无暇过问，大家做了，他
也不会反对。
中共在这次大会中，最大的收获是增加了对香港工人的影响。香港海员工会是香港各工
会中的柱石，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中具有信誉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轮船上工作了约二十年，长
住香港，连广州都很少去，对国内情形更是陌生。他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代表香港各工会赴
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因而他有机会了解了内地的情况，并对中共发生了好感；终于
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转而加入中共为党员。
他回到香港以后，曾将他北上所目击的职工运动的情形，介绍给香港的同事们，因而增
加了他们对内地职工运动的了解，并对中共产生好感。
这次大会也顺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团总会的反对意见。香港工团总会虽然派了代表出席这
次大会，但对中共的领导表示不满。一位香港工团总会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团总
会是由一百多个工会组织起来的，海员工会不过是工团总会中的一个单位。他并质问：为甚
么要海员工会做这次大会的召集人，却不理工团总会？是瞧不起工团总会，抑或是企图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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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曾向他多方解释，但误会并未冰释。
在中共党团中，处理这个歧见的时候，我坚持对工团总会采取友好的态度。认为不应将
工团总会称为“黄色工会”，形成职工运动的分裂。同志们接纳了我的意见，选举了工团总会
一位主要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表示我们并无歧视的意思。又经过苏兆征等人的从中疏解，
工团总会也就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这件事不仅弥补了原有裂痕，也为香港各业工人后来
之一致参加“省港大罢工”，排除了不少障碍。
但也有一部分工会始终对这次大会采取反对的态度。如广东机器工会，曾参加第一次劳
动大会，而这次却采取了消极不参加的态度。当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组成广
州工人代表会时，广东机器工会这个国民党右派的堡垒即谢绝参与。此后，它也凭借在广东
根深蒂固的地位，与新成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明争暗斗。这次它又拒绝出席劳动大会的邀请，
我们明知无能为力，只好任之。
另一个代表反对态度的团体是上海工团联合会，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由国民党右派
人物组织起来的。参加的工会有三十二个，会员号称三十余万人；其实这一数字是过份夸大
的。它始终以反共为立场，不肯与中共所领导的工会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日本纱厂罢
工时，这个工团联合会又组织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工同盟”，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表示
愿意支持罢工，但劝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这种事曾引起中共的愤怒，认为是破坏反日罢
工。而其援助罢工的诺言，也从未兑现。
就由于工团联合会不关切工人利益，专以反共为立场，中共方面斥之为“空招牌的工会”
和“工贼的工会”，并不邀请它去参加这次的大会。它也因此发表宣言，反对第二次劳动大会
的召集，但未发生任何影响。后来这个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便消声敛迹了。
一般说来，革命力量虽曾遭受右派的阻挠，但仍急步向前发展。广州市这个革命中心仍
为滇桂军所盘据，包烟包赌，弄得乌烟瘴气；但黄埔党军迅速成长，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数
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同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包括约二十余万人的农民
协会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觉得革命的影响，已远及于穷乡僻壤了。
第二次劳动大会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广州的工人代表们时常竖起大拇指，津津叙述他们
在剿平商团和第一次东征中，与党军和农民群众共同作战的经过。我们这些中共负责人也觉
得这次大会获得了预期的成果，它团结了可能团结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总工会，
实现了工会的统一领导。从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实的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五月八日，大会在一片欢欣声中闭幕，从各地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纷纷北
返。他们多怀着兴高彩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
我因另负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导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暂留广州。这时已是讨伐杨刘
的前夕，国民政府之改组，也正在酝酿中，我须与鲍罗庭和广东区委负责人商谈政策方面的
问题，如果不是上海发生了顾正红被杀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再行
北返。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杀一事，恰恰发生在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以后的五
月十五扫，特别易于激起人们的愤怒。上海中共中央将上海工运的紧张情况函告我，要我从
速返沪策划。我于是匆匆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于五月廿六日首途，到达上海时恰恰又是“五
卅”之夜，行装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广州工人代表会是由国民党工人部发动组织起来的。表面上包括了广州所有的工会，事实上右倾的广
州机器工会是与之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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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
工人二十万人。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
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
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
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
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
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
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
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
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
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
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
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
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
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
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
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
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
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
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