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第222部分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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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　
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　
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　
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　
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　
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　
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　
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　
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　
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　
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　
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　
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　
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　
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　
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　
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　
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　
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　
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　
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　
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　
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　
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　
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　
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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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　
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　
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　
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　
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　
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　
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　
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　
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　
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　
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　
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　
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　
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　
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　
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　
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　
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　
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　
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　
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　
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　
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　
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　
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　
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　
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　
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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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　
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　
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　
决议，其内容是：“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　
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　
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