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
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
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
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
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
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
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
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
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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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
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
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
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
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
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
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
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
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
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
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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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
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
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
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
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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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
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