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国餐馆内，大吃一顿。表面看来，似
是这些公子哥儿，为了要吃中国菜饭，荷包里有几个钱，就纵情享乐一番，实际上，他们却
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和华侨以及中国使馆有关系者勾结。
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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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时，“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后转送
到其他的学校去了。如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早已转送到列宁学院去；朱务善、左权、
蒋经国等，则转送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了。虽然如此，中大内反米夫的活动仍是继续不
已。
中大学生不断批评学校当局领导的不当。的确，这间年轻的学校，一切因陋就简。米夫
这班人，又缺乏办大学的经验。他们指责米夫不能改善学校状况，只知压抑自我批评，动辄
给批评者戴上一顶帽子，不说他们反党，便说他们是国民党分子等等。这些不满米夫的分子，
往往向共产国际及俄共监察委员会控告米夫。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
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中大所发生的事情，迅即成为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共产国际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外，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为驻赤色
职工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
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在米夫看来，
中大内部的事，应完全由任校长的他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团不应干涉。而中共代表团看来，。
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只应负教育方面的责任，关于学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别，和那些学生
应派回国担任何项工作等事项，则应由代表团考查处理。
中大是由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说来，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
系统上说来，中大党员支部局，则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又因它是
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
俄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
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
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的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
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
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在学校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在邓中夏
余飞看来，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而学校当局则认为这是正当的自我批评。
学生们也往往将我们代表团不满学校当局的话传播出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事都
使米夫大伤脑筋。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似曾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
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
为负责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预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
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他听了我的话问道：你以为
甚么人来担任中国部的职责最好？我答：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
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庭。这些事后来
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庭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庭，根本违反
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
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
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
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
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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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
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
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
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
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
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
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
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
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
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
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
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
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
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
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
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
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
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
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
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
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
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
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
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
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
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
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
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
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
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
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
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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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
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
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
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
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
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
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
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曾受到我的
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
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
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
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
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
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
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
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
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
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
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
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
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
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
是要枪毙的。中共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
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
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
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
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
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
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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