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私议者的偏见呢？当我在大会中体验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并非无的放矢，
而是现实的写照。我的同志们向我忠告，出自于不计利害的友谊情感，在我个人来说弥足珍
贵！
我经常出席大会，耐心听取经过翻译的冗长的报告和发言。如果遇着有重要人物发表演
说，会场就挤得满满的，否则，出席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多数代表往往离开议席，在会场
周围的宽大走廊或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踱来踱去，东一堆西一堆的，细语聊天，或者放言
高论；有时，我也间或厕身其间。
大会情况的不健全，实是我所少见的，会场内外的气氛迥然不同，除大会在正式举行外
参会场外尚有许多小会在进行。而那些小会，因为有斯大林的势力作怪；比正式大会还重要
得多。大会内布哈林以俄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发表动人的言论，受着会众的欢呼，但会场外则
以罗明那滋和鲁易门两人为主角，他们一个是俄共代表，一个德共代，表，顶着斯大林的招
牌，作打击布哈林的活动。
布哈林代表俄共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了第三时期。所谓第三时期，
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个革命高潮时期，被称为第一时期；由于西欧各国革命运动
的失败和西欧各国经济的复苏，又有第二时期的说祛，这是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获得暂时
稳定为其特征的；现在这个稳定时期业经过去，开始了第三时期。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
总危机时期。这种国际形势的估计，显然是共产国际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和苏联在国
际间的地位更形重要等等说法，都不免言过其实。但这是斯大林脑海中的幻影，而且斯大林
由这些想像出发，拖着共产国际和俄共急剧的向左转，这是以后几年共产国际和俄共许多史
实可以证明的。当时布哈林似不完全同意这种夸张的说法，可是他为了尊重斯大林和俄共多
数的意见，也就这样报告出来，平心而论，他不应该再受到挑剔，可是，他还是未能免于被
清算的命运。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耽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国
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
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布哈林除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严
加戒备外，也曾主张应当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却不重视这种见解，认
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他除了在苏俄施展他的铁腕以外，并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的社
会民主党，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蒂”；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的反右倾。
这就抹杀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实的共产主
意者。
布哈林虽从未公开表示过他与斯大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大体上还是迁就斯大林
的。但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对布哈林的攻击，却是有增无已，他们向代表们游说，指摘布哈林
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是右倾的，甚至赤裸裸的说，反右倾就要反布哈林。他们在代表中制造分
裂，在那里甄别那一个是忠实的同志，那一个是布哈林派。他们强调斯大林的权力高于一切，
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都是罪恶。他们这些活动简直是非法的和破坏性质的，也是远离共产主
义的权力崇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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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一些胡作胡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我
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我讨厌
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
主义者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
然而，我明白我并无回天之力，而且我很易于受到攻击，我只有采取消极的防御态度。
在大会举行的头几天，我曾用这种态度挡住了鲁易门对我的挑衅。鲁易门将我看作是中国的
布哈林，曾找我作过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他说了一些惋惜在中国没有机会和我见面的客气话
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与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倾，我回答他，我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
党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暂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至于中共内部问题，已由中共六次大会解
决，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我是拥护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的，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决议，
那我可能给他一个反击。不过我不挑战，只是应战，鲁易门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在大
会上发言攻击我。
罗明那滋和鲁易门的活动是令人侧目的，其他的代表们，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内，大
都持稳重态度，所有发言，多系就事论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某国代表笑
着向我说：这两个宝贝，是斯大林的打手，专门制造纠纷。也许是由于这两个宝贝的活动太
离谱了，后来他们先后都为斯大林所唾弃。
这次大会的决议是根据第三时期这个根本看法而制订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
的灾害，不亚于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在中国，这在德国问题上，尤为显明。当时德共书记泰尔
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发表一篇冗长的演说，企图说明共产国际和德共政治路线的正
确，他曾指出德国是资本主义统治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冲突，
在国际关系上，又有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多种矛盾；因而认为德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
条件，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障碍眷革命的发展，如果德共起来积极反社会民主党和党内对社
会民主党的妥协倾向，德国革命将很快的获得胜利。
我曾向泰尔曼提出质问，表示他并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势力究竟已壮大到什么程度，也瞬
有证明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被推翻，就等于德共的胜利。泰尔曼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详
细置答，却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觉得我与布哈林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实，事先我并没有与布哈林交换过有关德国问题的意见，我的这些疑问，只是根据我
的直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泰尔曼的看法是错了，德共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无异替希
特勒铺平了统治德国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反共反苏联的政策，这些显然是共产国
际六次大会政策失败的明证。后来，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采人民阵
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企图乘势翻
案。中共问题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会中获得解决，并经以正式文件报告共产国际，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发言，曾说到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主要是反右倾，只有
中共是个例外，它应继续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曾起而反驳，认为中共盲动主义
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克服了，目前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坚决与蒋介石统治作
斗争，是当前主要的右倾危险；因而在中国也同样要着重于反右倾。
不待说，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支持瞿秋白的见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随者似也觉得在
反右倾的高潮中，居然有个例外，未免有些煞风景，甚至也有人觉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
布哈林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决议，可能有右倾的私货，因而共产国际虽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的决议，但仍决定将中国问题交由东方部重新予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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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闭幕以后，东方部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主
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
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
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
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
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
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
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
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
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
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
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
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
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
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
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
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
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
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
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
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
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
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
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
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
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
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
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
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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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
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
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
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
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
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
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
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
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
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