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
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
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
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
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
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
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
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
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
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
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
时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
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
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
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
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
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
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
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
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
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
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
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
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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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
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
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
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
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
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
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
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
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
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
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
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
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
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
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
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
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
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
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
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
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
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
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
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是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
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的心悦诚服，即使
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着我接管了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曾钟圣则退居
军委会委员）。我也经常参加特委会会议，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从拘押中的一千多个土豪
中，第一批无条件释放了三百多人，其余陆续清理，不久又释放了一大部份。增产蔬果和早
熟农作物的办法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苏维埃负责人忙着调配一些粮食，分配给那些极度
缺粮的人。苏区内的几个主要市镇，商贾卖贩活跃起来了。有关财政经济的条例，陆续制定
颁行。印刷厂也在筹设之中，准备发行纸币。
军委会的军需处是一个最保守的机构，其负责人对于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们认为释放
土豪，使主要财源断绝，将无法解决军队的供应，目前最急迫的就是军队的夏装问题无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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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不得不亲自去考察这个问题，清查了军需处的库存，找出积弊和浪费所在。我和他们
详细研究如何节省用料，如何利用旧存服装，如何控制发放等办法。结果发现我们掌握的材
料，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套，比原拟制成的一万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于我的这些努力，证
明了军队供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志们的忧虑减少了，改变政策的障碍也减轻了。
我在这个苏区中心，忙了约两个星期，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已建立了一个新秩序，
但我仍没有与红四军广泛接触。我决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里的红军主力，试图推行同样的
改革，去掉一些游击习气。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风。同时，特委会也准备将所属机构迁移到新
集去，并在那里筹备党和苏区大会的举行，以讨论我所开始试行的新政。
① 即少年先锋队。
② 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县界。
③ 麻城亦称麻埠镇，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九十里。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区出发，前往豫皖便苏区中心金家寨，并在红四军中工
作了一个短时期。我了解了这个苏区及红四军更多的情况，为我后来提出全盘改革计划，做
了进一步研究。
我翻过鄂豫交界处一座并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莅临我们即将作为本区首都的新集。这个
城堡式的小市镇，原系地主们的坚强据点，现在正好为我们所利用。这里的城墙，经历年培
修，高大坚固，超越一般的县城，市镇上当铺商店粮仓以及多数住宅，均建筑的颇具规模，
为这一带所罕见。在这个赤区中心，这里自然是最适宜于作为首都之用的。当时，地主们早
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坏。同志们正从事与整理市政，计划迁移。
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率领着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这里迎接我。他是从新集西北面的前
线赶回来的，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则预备护送我到金家寨去。这位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原是
武汉使其汉口一个工会的领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反米夫派的积极分子。四中全
会后，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势，使他颇为不安。他对第十二师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伤亡一事，
引咎自责。对于他的现任职务，他也觉力不胜任。我曾嘱他暂居新集，指导这个区域内的军
事活动，一切俟我自金家寨归来后，再行解决。
翌晨，我偕第三十团继续东行。我们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从容浏览。我当
时已接任军分会主席，有马代步，一切杂务，也有随从人员料理。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若
前次步行的艰辛，可以专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任三十团团长的王树声成为我的向导，
他一路向我叙述他在这个区域里所经历的事，使我对这里的发展，有更亲切的了解。
王树声团长在这个区域内是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他自始就参加这里一个基干的游击
队，从队员积功升到团长。因此，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里游击队成长的经过。这个团长，
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对于本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谈吐处事，充分流露出久经历练的
游击健将的才气。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跟他一样，也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在红四军中
算是资格老而又最有战斗里的一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枪四挺，
这些实力远非黄安独立团所能比拟。全团官兵对于王团长十分敬重，资望较浅的团政治委员
也唯他马首是瞻。
王树声眉飞色舞的描述当地游击队的最初发展，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略志于后：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那时农民协会开始组织，他正在麻城
中学念书，成为 CY 的团员，并参加农协工作。他旋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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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得非常起劲，“打到土豪劣绅”，“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更是叫遍
各地；也曾捉过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又提出“分配土地”要
求，但没有实行，就发生了国共分家的惨剧。
该年七月间，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
势力的压迫。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纷纷向黄安麻城北部
的大别山“跑反”①。他们有些带着农民队伍，托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东一股，
西一队，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
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他们乃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那时农民队
伍还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几次的重大损失。
而中共中央，不知当地的实际情形，常鼓励他们去暴动，未免近于儿戏。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
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
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
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
遭殃着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