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究，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
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
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
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
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
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
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
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
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
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
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
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
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
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
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
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
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
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这会将红
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
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
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
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
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
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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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讨，但未组成反
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的军事见
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
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
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
议，俾多数人都能参预决策。
我们翻过巴山，开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张琴秋等的反对意见，便消沉下来。我们共
同为开展新局面而努力，没有功夫去检讨过去。但这些持不同见解的政工人员，对川北新根
据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们觉得川北时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
也无法配合各苏区的行动，更不能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这个鸦片世界，也使他们觉得太落后
了，对党对红军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们，对于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
北人民热烈拥护红军，禁烟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我的积极号召，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们
的疑虑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确是不够充分，同志们举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困难，
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
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刮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
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
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
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
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
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松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
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
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此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
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
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
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
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
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
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
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
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
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
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
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
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
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和事实，而且抹杀了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
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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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
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
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
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
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
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
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
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
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
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
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
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
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
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
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
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
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
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
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
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
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
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
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
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
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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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
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
军对田松尧的暂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
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来说，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
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