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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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第3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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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 
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 
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 
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 
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 
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 
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 
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 
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 
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 
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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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 
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 
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 
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 
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 
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 
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 
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 
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 
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 
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 
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 
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 
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 
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 
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 
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 
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 
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 
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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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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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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