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
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
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
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
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
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
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
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
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
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
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
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
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
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
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
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
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
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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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
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
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
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
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
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
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
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
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
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国民党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
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
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
“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
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
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
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
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
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
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
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
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
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
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①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国民党所害
了。
第二章 “三二○”事变以后
中共中央认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图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公开
表现。这一认定的内容大致是：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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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反共意识，以及拿破仑主义等等重要内在因素所造成。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将军所采
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再经过了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
次全体会议，才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中共也由拥护国民党领导逐渐走到反抗的方向去。
我于这一事变约十六天后到达广州。经过一次风暴扫荡的广州，在表面上看，似已恢复
了宁静；事实上，由这次事变所引起的众多问题，都悬而未决。原任主席的汪精卫避不见客，
我也见不着他；蒋介石将军则留守于黄埔和虎门，对外似不愿公开问事；国民政府主席的职
务，那时尚由第二军军长谭延辏г菪锌词兀鼍质埔约肮补叵到绾畏⒄梗谷巳缱刮濉�
里雾中。
据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最初是任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的李之龙在寓所被蒋介石将军逮捕了。李之龙系中共党员，
黄埔第一期生，中山舰舰长，直接受蒋介石将军的指挥。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将中山舰擅自开
往黄埔，似有异动。但据李之龙辩称，中山舰的调动，事前曾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
转来黄埔校长室的电话命令；他奉命行事，并无过失。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孙文主
义学会所设的陷阱，李之龙不过因疏忽而误坠奸计罢了。不少的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李之龙的
异动嫌疑，不过是这一事变发动的藉口而已。
接着，在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蒋氏所统率驻防广州市内的第一军第二师宣布戒严，出
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遵令缴出枪械，故未发生冲突。
东山一带俄顾问各住宅的卫队也同时被缴了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奉
命离开职守，集中黄埔军校，听候处置。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指出执行戒严任务的都是孙文
主义学会会员，尤以完全为其控制的第六团，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件事显系蒋氏的主动；但
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
据说汪精卫事前确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才由电话中得到报告，他曾愤而将电话挂断，
一言不发，并从此再不露面。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三月二十日后，汪蒋曾几次商谈，都未获
得怎样处理这件事的结果。汪曾表示这种举动是要不得的；为党国威信计，他不能再干下去
了。蒋虽形式上自请处分①，但认为一切均由汪的领导错误所致，汪应首先表示悔改。
至于这一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似有下列各点：
第一是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
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
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负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的政策是很重视
冯玉祥的实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的时候，季山嘉等曾冒
昧的向蒋氏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氏到北方去
为冯玉祥训练干部②。这些主张显系不了解中国军人的观念；蒋氏这样一个要独创局面的人
物，那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他之会有苏俄不重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
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苏俄是否真有抑制蒋的意图则是一个疑问。季山嘉等与我从未谋面；但据我所知，已往
他们都是依照鲍罗庭的指示行事，对外并不作政治性的接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并告诉
我，鲍罗庭和苏俄军事顾问们对蒋氏的尊重，是有过于汪的；决不会有贬抑蒋的意向。不过
苏俄人过于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谋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
对苏俄的外交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
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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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
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
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
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
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
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
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国民党
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
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
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
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
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
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