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
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
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
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
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
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
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
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
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
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
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
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
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
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
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
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
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
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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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
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
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
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
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
“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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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
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
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
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
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
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
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
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
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
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
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
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
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
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
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
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
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
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
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
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
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
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
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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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
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
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
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
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
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
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
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
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
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
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
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
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
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
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