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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口号怎么看呢？当年任冀中军区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认为这个口号与冀中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准备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五一’大扫荡以前从上面来了一个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一下来，党政军民都很高兴，家喻户晓，人人知道。‘五一’大‘扫荡’前，人们也知道大的‘扫荡’要来了，但也认为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一个月或几个月；对反‘扫荡’有所准备，但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敌人‘扫荡’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因而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够充分。”
当年任七分区参谋长的苏锦章，也很明确地指出：“自从‘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提出后，一方面对部队起到一些鼓舞作用；另一方面部队中也相当普遍地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
听一些老人讲，因为越是基层传达得越晚，直到“五一”大“扫荡”前夕，也就是1942年4月中、下旬，他们疏散到下面村子时，有的地方还在传达这个口号。于是不少人自然会想，既然明年就要打败小日本，那么今年虽说要大“扫荡”，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蹦不了多高了。公允地讲，这个口号虽说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也有振奋人心的一面。正如有人所评价的：“1942年初，苏联对德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曾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冀中军区路东、路西所有单位对这个政治口号也广泛宣传，人心振奋。但对日寇向冀中可能发动更残酷的进攻，放松了警惕与准备。”
1942年春节，吕正操在冀中和群众一起会餐“五一”大“扫荡”过后，有人又想起了这个口号，不禁发牢骚说：“明年？明年？不知道哪个明年？”且“不论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耐心解释，由于与战士、工人的亲身经验相距太远，也不能奏效，”或许正因这个口号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个口号的怀疑和批评，做了一些解释，他说：1942年，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速胜论”。什么“速胜”！六个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实际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同这个口号所提的时间，相差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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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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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口号，一方面，应该肯定这个口号对于振奋人心，坚持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无需讳言，这个口号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聂荣臻讲当年提出这个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也是为胜利做准备。的确是看得很远的。但如果当时只是提醒领导干部注意多为胜利做准备，不要事到临头措手不及，而不要公开宣传，以免给群众造成胜利就在眼前的错觉，就更理想了。因为从那一年到抗战胜利，毕竟还有着漫长的、艰难的三个年头。何况，也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会是很猖狂的。我从晋察冀去延安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聂荣臻是在1943年9月离开的晋察冀，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在1943年环境仍十分紧张、艰苦，就不用说1942年了。据说，在1941、1942这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两年，彭德怀在向干部、战士和百姓的讲话中，最爱引用毛泽东说的八个字：“咬紧牙关，渡过困难。”
有些冀中的老人说，当年要是宣传这个口号，那一定要好些，这当然是马后炮了。
如果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像是一片雾，遮住了一些人的眼睛，看不到敌情的严重；那么，在1942年初，还有一个消息，像是一阵风，刮得一些人轻飘飘的，似乎胜利即将到来。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王林的小说《腹地》中，是这样描述冀中的百姓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反应的：这天排练完毕，大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国梁从武委会风风火火地走来，打老远就向他手舞足蹈地嚷嚷道：“大刚哥，好消息！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一生气跟日本宣战啦！”
“啊，美国跟日本宣战啦？”
“对对，不信你亲自到武委会看看《号外》去吧！这一来，日本鬼子的兵力更分散，咱们大反攻的阶段就到啦！”
大刚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赶忙拄着拐杖往武委会走去。
武委会的大炕上挤满了小伙子，横三竖四地坐着、躺着、依着、倚着，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头，吵吵闹闹，笑声和嚷叫声简直把屋子抬了起来。大刚一拐杖闯进屋来，问道：“《号外》呢？”
小伙子们在炕上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半天才从一个人的屁股底下找到了那张《号外》，连忙递给大刚。大刚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怎么仍然是‘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难道还不到反攻阶段吗？”
姜振兴瞪圆眼珠子问：“什么？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啦，咱们还不到反攻阶段？！”大伙也七嘴八舌地叫道：“小日本已经成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咱们赶快反攻！”
姜振兴放开嗓门过戏瘾，小伙子们都嚷嚷起来，有的挖苦他的破锣嗓子，有的哈哈大笑。屋子里一片欢乐，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大反攻即将开始、抗战胜利指日可待的幻想中。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号外》有可能是小说的虚构的话，那么1942年1月17日，冀中区党委发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则确凿无疑地是历史文献了。该指示声称：“在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时，敌必以大力巩固其后方，特别是处在其后方心腹的冀中。因此，冀中的环境将会更加残酷、更加困难。”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该指示又称“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将暂时不可能了。”这不能不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以至对敌情估计不足。
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两年日子虽苦，但人们精神却挺振奋，觉得挺有奔头，老人们说，当年年青人，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珍珠港什么的，上点岁数的人弄不那么明白，但都知道小鬼子又添了个对头，因而都挺高兴。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打了个“百团大战”，冀中的百姓们跟着队伍扒铁路、烧炮楼，直至1941年春，大伙都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很是振奋了一下子。1942年春，传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人们又振奋了一下子。
也许，生活愈是艰苦，人们就愈是需要看到一点希望吧。
■从游击区回到巩固根据地，“像是进了天堂”
虽说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不是那么充分，但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多次进行反“扫荡”动员，一再宣传要准备迎接敌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1942年春，吕正操在冀中滹沱河畔
——坚决压缩非战斗人员，本地人回家乡，外地人也动员他们找一切社会关系，先到民间去生活；
——注意保护领导机关，调一个主力团专门保护冀中领导机关；——坚壁物资，深藏一切暂时用不着的设备。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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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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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九分区之光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刘剑华，因身体不好，领导安排他去中心区休养，他回忆说：“搭伴走路的人都爱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说起自己所在地区的抗日工作情况说到敌人把之光县吞食完了，我们已基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觉得意外。”
其实，不要说“五一”大“扫荡”前，边缘区和中心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一个地区已打得鸡飞狗跳，相邻的地区却仍然十分平静。滹沱河北已是鸡犬不宁了，“而河南地区却异常平静”，对此，在当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小说《腹地》：天色大亮，汽车路东广阔的平原上好像是另一种世界，稀稀疏疏地散布着早起收拾青苗的农民。绿葱葱的树林，围绕着一个个村庄。村口照旧有儿童或者老头、妇女站岗查通行证，并且和颜悦色地要求每个过往行人朗诵和回答识字牌上的问话。大刚看到这景象，心里又是喜悦又是惊异：滹沱河北地区已经被敌人蚕食掉，汽车路西正在遭受敌人的疯狂烧杀，跟这一片土地相距不过几十里，仅仅是一条汽车路和一道滹沱河的分隔，竟是这样的不同，真令人不敢相信。是敌后根据地人民的麻痹，还是敌伪点线间的群众在反“扫荡”斗争中已经磨炼出来了呢？村口站岗的儿童，要问过往行人什么问题呢？据王林讲，当时“各村站岗的儿童查通行证时要考问你今年是什么年？你就得回答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是决定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年，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是决定我们县、我们区、村，我们自己命运的一年。”
当时许许多多回答过这个问题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回答，竟真的成了历史的预言。这一年，真的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也真的是决定“我们自己”命运的一年。
据刘剑华讲，1942年初，他所在的地区，斗争已是非常残酷了，他回忆说：“之光县是冀中区的边沿县，又是保定敌人的门户。
1941年底已被敌人蚕食了，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修公路，建碉堡；三五成群的汉奸、特务随时出动，搜捕我抗日武装和工作人员，建立了各种伪组织等。一时乌云密布，群众抗日情绪受到挫折，暂时低落下来。”
刘剑华说，1942年3月出了这么一件事。之光县的两位干部，王毅（区委书记）和李凯卿（区小队成员）正住在南百塚村，不料这村里有个汉奸张文华，探知村里住着两个抗日干部，就带着据点里的敌人来抓人。这村子南边，有条几米宽，半人多深的河沟，汉奸是本村人，觉得村南有水，就领着敌人重点封锁村北，不想王毅他们两个没往村北跑，而是奔村南跑。他俩不顾天冷水凉，涉水而过，过了河沟，前头就是一片满是泥泞的大洼地。他们在头里跑，敌人在后头追，边追还边放枪，“王毅、凯卿飞快地跑着，棉鞋被烂泥粘掉了，泥下面还有没融化的冰茬，赤脚踩在冰上，像刀割一样痛。他们的棉衣在过河时被水浸透，越跑越觉得身上沉，跑着跑着跌倒了，爬起来再跑。湿衣服太沉，带不动，急中生智，他们边跑边脱衣服，将湿棉衣甩掉，赤裸着身子跑得更快，飞似地奔向胡指挥村了。”
两个人跑到胡指挥村，就进了村边一户人家。“恰好，里屋坐了一炕妇女，在玩纸牌。妇女们见外屋来了两个赤裸的青年，都吓愣了。青年妇女捂着脸跑出去。有人认识李凯卿，上岁数的妇女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俩简单地叙述了脱险情况。说完后，妇女们有的打水他们洗脚，有的拿出棉被让他们先盖上，有的去找衣裳，他俩吃过晚饭后转移了。”事后，刘剑华找到他们俩，“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两人都有点难开口。他们说，区里干部看不见了，村干部有的躲到外村，有的到外地跑买卖了。我们也得出去跑跑吃饭的道哇！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决定是坚持反蚕食斗争，隐蔽活动，保存力量。他们劝我先回县里，过了这阵再说。我看村里这种情况，是不能坚持工作的。村干部都想走，区里又没人，我只好回县请示上级了。”
刘剑华从工作已难以开展的六区回到当时在县里算是形势最稳定的一区，不料“这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情绪也暂时低落下来。领导同志采取了更为隐藏的活动方式，没有重大的问题向领导汇报和向上级请示是不易找到人的。”当时刘剑华住在南邓村，却不知道县长董杰就住在三里之外的大柳树村。直至4月26日上午，大柳树村的老乡跑出来，说村里来了好些鬼子，还有汽车，把董县长给抓走了，这才知道自己“苦思冥想”要找的上级，原来就住在附近。
可以想见，刘剑华从这么一个见上级见不着，下级又都想走的地方，从这么一个吃不好，睡不稳，大冷天让敌人追得光着身子跑的地方回到巩固的根据地，是怎样一种感受。他说：“我在根据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在休养所里，吃着病号营养饭，晚上脱掉衣服睡了几宿舒服觉。刚从残酷的斗争环境来到这里，像是进了天堂。”
那么，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如同“天堂”般的巩固根据地，究竟还有多大地盘呢？1943年7月冀中公安局的一份报告说，自1941年底至1942年初，敌人对我根据地加紧“蚕食”，“敌人这种步步压缩，进度很快，以致当时的整块巩固根据地，只有滹沱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