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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的地方，是那么好占的吗？如果把华北比做一盘围棋，冀中则是中间的一块“大空”，日伪早就在周围的城市和交通沿线摆好了子，驻上了兵，围上了这块“大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敢不敢，能不能钻进去而且“做活”呢？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等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讨论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及我方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还只是讲应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用毛泽东的话讲，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尽管在会上聂荣臻“考虑到华北那个地区，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在发言中使用了“游击战争”这一笼统提法，意思是不要限定是山地，还是平原，但这些问题在会上未及展开讨论。故而1937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仍说：红军的“拿手好戏”，是“山地游击战（运动战）”。1937年底，吕正操等率冀中部队2000多人，来到路西整训，讨论起冀中的情况，聂荣臻说：从军区侦察得到的情况来看，冀中地区日军兵力相当空虚，伪军伪组织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基础很差。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打下一个地方后，留下守备的人数很少，有的不派兵，有的派兵大多也只有班排规模我们将冀中敌人兵力空虚的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作了报告。据此，毛泽东同志曾指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两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聂荣臻接着又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吕正操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他说：“冀中平原大得很，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根本没法控制这么大的地方，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可以到处走来走去，活动余地是很广阔的。”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意见：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于是，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向吕正操等人交待任务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聂荣臻还鼓励充满信心，准备回冀中大干一场的吕正操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吕正操率部回到冀中后，紧紧依靠地方党和当地人民，发展很快。当时日军正全力南进后方空虚。吕正操回忆说，当时他们都开着吉普车到处跑，那真是冀中的“黄金时代”。采访吕正操记录。1938年4月21日，由黄敬主持召开了中共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机构，并统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5月初，又成立了冀中行署，由吕正操任公署主任。这样，冀中党、政、军机构均建立起来，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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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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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擅长下围棋的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在冀中这样的地方，居然建立了一块根据地，中共党的领导人对此一定是感到十分振奋。1938年4月21日，也即冀中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毛泽东等人打电报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一二九师主要领导，说：“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当年任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回忆：“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指示。师首长收到电报后，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在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为加强对冀南军区的领导，由徐副师长亲率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到冀南工作。”
战争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后，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送行。望着徐向前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刘伯承说：“冀南情况复杂，又是大平原，打游击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志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呢！”邓小平说：“这副重担，非他挑不可。”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我们不难看出，冀中的确如聂荣臻所说的，“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已变得十分肯定，相当乐观了。不过，这是毛泽东给党内高级干部的指示。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仍是十分谨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敌后工作的抗大学员讲：“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讲，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
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是学聂荣臻同志，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又具体指出：“太行山、吕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见，在那时，毛泽东仍主要是把山区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仍说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长期支持下去的根据地，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此前，共产党只在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过根据
地，还从没到像冀中这样的敌伪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过根据地。党内不少人对此的确信心不足。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战士习惯于在山区作战、生活，乍一到平原，就会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回到山区，就如同回到故乡一样高兴。程子华在回忆起红25军在1934年的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的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难理解，一些长年战斗在山区的干部来到冀中，看到这样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根据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说：我参军后，净是战斗在贫穷的山沟，一直没看见过平原，这次一过铁路，就望不见山了，一马平川，真是村庄稠密，处处饮烟啊！真是与山地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我们党能否在山区创立根据地表示怀疑，那么，在抗日战争阶段，也有人对在平原地区能否打红旗，表示疑问。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战，就是要比山区更困难一些。其实，早在1939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曾阐述过这个道理。他说：“经过敌人五次战役‘扫荡’之后，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敌陷。这里必须了解，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从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们的兵团——游击部队即在这种狭窄的地区艰苦奋斗。”这里提到的“敌人五次战役‘扫荡’”，是指日军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对冀中的五次围攻，经过这五次进攻，日伪军占去了冀中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这样一来，敌军不仅在冀中四周驻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摆上了子。形势更加严峻。关向应说：从冀中的具体局势看，即可以意识到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环境。很明显，在那样密集的据点之间的狭窄地区遭到敌人不时的合击，它不能不处在不断的连续行军与作战中。二年来的考验证实了，如果不是素质优良的部队将不可担负起这一个任务。另外因为是在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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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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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敌人一切技术兵种行动，所以我们在那里是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中，残酷地战斗着。再加上城市的陷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物质资财补给的缺乏，所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不能不是残酷的和在与克服一切困难中来实现的。
还拿下围棋来打比方，你从对方围好的“大空”中挖出去一大块“实地”，对方岂能坐视？人家会竭尽全力挤压你，缩小你占据的地盘，人家会想尽办法隔断你，封锁你与外界的联系，人家甚至会投入更大的力量，一口气吃掉你，重新夺回这块实地。
因而，在平原地区，能够创立根据地是一回事，能否坚持下去，又是一回事。当年，毛泽东作为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巩固、长期的根据地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得更深、更远一些。他对此持谨慎和冷静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和十分明智的。当然，今天，我们都已知道，冀中根据地，是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冀中军民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一页页历史已完全证实，在平原地区，是完全可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
应该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思想。还应该说，冀中百姓在对敌斗争中创立的地道战、两面政权等斗争形式，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一笔宝贵财富。不过，当年人们大多还看不到冀中根据地的创立和坚持所具有的这些理论上的意义，人们看到的，只是冀中对其他根据地直接的、实实在在的支援。
“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
冀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棉花、粮食、水果等。高阳的土布，过去是行销全国的，深县的蜜桃，个大色鲜，皮薄肉细，汁多味美，平均约半市斤一个，大的一个就有一市斤。据《深州志》记载，早在汉代就已被列为贡品。沧州的西河红枣，肉质细腻，剥开有金黄丝牵连，故又称“金丝小枣”，营养价值很高，可做成枣切糕、枣粽子等食品。当地有“天天吃三枣，一辈子不见老”的说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但比较起来，平原毕竟比山区要好一些。在冀中，不管粗粮、细粮，总算能吃上正经粮食，在当年，这也是冀中“引进人才”时颇具吸引力的一个条件。
1940年2月来到冀中工作的李健同志，回忆起他到冀中的过程时，说：那时，我军在冀南地区进行讨伐石友三的战役，程子华政委率领的冀中部队正在冀南。
冀南部队就将我们送到程子华政委那里。他听说我们是从八路军总部来的，一天中午请我们十人吃了一顿饭。饭间，程子华政委问我：“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我说：“左权参谋长介绍我们去一二〇师贺老总那里。”
子华同志开玩笑地说：“好啊！左参谋长好大方啊，一下子给贺老总送去十个高参，怎么一个也不给我们呀！”他接着又说：“李健同志，跟我去冀中吧！”
我说：“政委，那可不行啊，左权参谋长给贺老总的信还在我腰里揣着呢。”赵部长（随程政委南下讨逆的敌工部长，山西人）开玩笑地插话说：“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你说吃哪个好！”一句话把我和同志们都逗笑了。
当然，李健后来来到冀中，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也不是冲白馒头来的。何况，就是在冀中，也不可能老吃白馒头。不过，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冀中生活水平比山区要强一些，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公认的。
至于路西山区，有山药蛋吃还真算不错。正像刘伯承当年说的：“晋西北的山药蛋、荞麦面和晋东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这些粗糙东西，它能抗日，使我们兵强马壮。”实际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连山药蛋都没得吃。
就说1940年吧，如果当年李健等人去了晋西北一二〇师，可能真是连山药蛋都吃不上。一位当年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年的生活，说：1940年初，发生了“晋西事变”。我们战斗剧社随部队返回晋西北。这个地区经过敌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阎锡山顽固军的无情掠夺，似乎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十分穷困。再加以敌人连续“扫荡”，战斗频繁，整个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有好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粮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饥。偶然吃一顿煮豌豆，便很高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晋西北——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来喂牲口的。对我们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更不要说吃了。我在江苏老家农村，吃过煮鲜毛豆，样子和黑豆差不多，鲜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变成黄的，无论鲜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还带甜味。而黑豆煮出来却是一锅黑里透红的稀汤。因为已经变质，气味也很难闻。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