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改变中国 王海涛- 第12部分

　　　　〃攘外必先安内〃，史有先例。面对不妙棋局的蒋介石并没有更好的招数，一门心思将肃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首要目标。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张学良旗下东北军的〃不抵抗〃。

　　　　评价蒋介石的这一抉择是对是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肯定的是，〃九·一八事变〃及蒋介石对日本的一贯退让，促使中国的局面走向了三大势力鼎立的局面。此后20年中国的走向，由此埋下了伏笔。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向纷纷赴南京请愿的学生宣称：此刻全国应该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抗强权，以和平对抗野蛮，忍让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所谓等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是国民政府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调停。但是国际联盟并没有采纳中国代表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提议。

　　　　9月30日，国际联盟就〃九·一八事变〃发表一项决议：鉴于日本政府已经声明对中国东三省并无图谋领土之意，而且日军已经开始撤退，呼吁中日双方防止事变范围扩大。

　　　　南京政府的逆来顺受和国际联盟的纵容，助长了日本继续扩张的野心。〃统一满蒙〃，使之与中国相脱离，全面占领东北，已经成为日本关东军的目标。

　　　　10月，关东军采取的轰炸锦州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使中国东北国土大面积沦丧。此时的蒋介石的主力一心用于〃剿共〃，对于东北的沦陷仍然希望借助外交和他国干涉来解决。

　　　　关东军的举动确实引起了其他列强的震惊。随着日军侵略的推进，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舆论，尤其是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就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局再次变动，原内阁下台，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任首相。而犬养毅内阁对于侵华采取强硬态度，更加剧了对中国的占领。

　　　　1931年，对于中国的乱摊子，蒋介石已经无力应付了。日本的侵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还是外因。中国局面之复杂，除了这一外因以及国民党内部矛盾之一内因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民间经济的崩溃之下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

　　　　或许在蒋介石看来，农民运动之所以可怕，在于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与这一动荡因素的结合。所以，〃日本人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成为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思想。

　　　　除此之外，蒋介石打内战还有他在政治斗争上的必要性。当时的中国经济不景气、日本侵略严重、国民党内都不止，身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只有通过内战才能扩大自己的势力。事实上，在1929年到1931年的内战，让各地军阀认识到了蒋介石的〃厉害〃，阎锡山、冯玉祥相继被〃平定〃。

　　　　到1931年的12月，日本进入中国东北的兵力已经达到4万人。中国国土的沦丧以及政局的不稳，更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并引发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武力霸占中国东北，炮制满

　　　　当战争成为国民政府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必由之路后，日本的侵略唤醒了中国民族主义热情。这一在辛亥革命后沉睡过去的民族情绪，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无法忽略的。也就是说，当蒋介石有意通过内战巩固权力、加紧国内（市场）统一的时候，尽管一再称日本的侵略只是皮毛之患，但民族矛盾的尖锐已经不容回避。

　　　　近代以来，常常是民族矛盾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次也不例外。

　　　　历史进入1932年，这年的年初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方在上海频繁制造事端之后，于1月28日夜突然袭击上海闸北。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日军动用飞机对闸北地区狂轰滥炸，并大肆屠杀平民。

　　　　在这之前的1月25日，行政院院长孙科由于难以应付局面而辞职，蒋介石重返南京。

　　　　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支持之下，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初战告捷，并引发了日军的震惊。在作出〃战局不容乐观〃的判断之后，日本大举增兵上海，海陆空全部出动，动用60架飞机、50辆坦克和总共3万人以上的兵力，发动了淞沪战争。

　　　　战争的扩大已经扭转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国民政府仍然消极抵抗。国民政府留守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抗日剿共难以兼顾〃为由拒绝增兵，引发国内舆论沸腾。蒋介石虽然迫于压力派张治中率新编第五军前往迎战，但仍然寄希望于与日本和解，希望中日战争尽快进入〃外交途径〃。

　　　　淞沪战争的硝烟果然吸引了美英列强的注意，并尽量斡旋双方停火。事实上，此次战争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日军也伤亡惨重，并使日本陆军的一个半师团深陷上海滩。

　　　　5月5日，在国联和英美的斡旋之下，中日签署《上海停战协议》。该协议规定，日军可以留驻上海市区。

　　　　而就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之下以及英美列强目光被吸引到上海之际，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悄悄地干了一件大事——于1932年3月成立了〃满洲国〃。

　　　　割走中国东北早已是日本的既定策略。但在如何统治这片中国土地上却有意见上的分歧。

　　　　第一个意见就是直接吞并满蒙。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关东军方面就主张直接将东三省并入日本的领土。而来自东京的意见则是〃消灭东北现有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首的受日本控制的政权。在一番争论之后，日本考虑到国际形势，确定采取后一种意见。

　　　　末代皇帝溥仪自从1924年被驱除出紫禁城后，一直在天津日本租借，成为日本储存的一颗棋子。这个时候，这个被闲置了数年的棋子终于有了合适的用处。

　　　　日本人向溥仪表示，日本对中国东北并没有领土要求，而是希望帮助溥仪恢复大清朝。在日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渴望复辟帝制的溥仪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武力霸占中国东北，炮制满

　　　　1932年3月1日，〃满洲帝国〃宣告成立，溥仪在长春重新登上帝位。日本通过与〃满洲国〃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全面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

　　　　至此，中国领土上同时出现了三个政权，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和〃满洲国〃。此后近20年，以〃满洲国〃为根据地的日本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三国争霸〃。

　　　　而就在〃满洲国〃宣布建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抱有厚望的国联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调查报告才刚刚出台。该报告宣布中国对东北地区拥有主权，而日本的一意孤行决定抛开国际社会而〃走自己的路〃，以表达对国际权威的蔑视。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初的日本已经成为在华的最大外国势力，英美对其纵容的背后，是不敢对日本发起挑战。列强不仅默认了〃满洲国〃，甚至还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投资的兴趣。直到大约10年之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社会为他们对日本的〃宽容〃付出了代价。

　　　　但现在离世界大战还很遥远，这个时候承受日本重压的只有中国。

　　　　日本以〃满洲国〃为根据地，在1937年之前，将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地区。在1935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已经搞定了〃满洲国〃的日本开始致力于〃华北自治〃。这里的华北包括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

　　　　直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仍然希望与日本〃共荣〃。他们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真正威胁，要根除这些威胁必须首先与日本维持和平。基于这种主导思想，这一阶段国民政府通过与日本签署《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条约，默认了日本华北的蚕食。

　　　　尽管国民政府此举处于〃理性〃，将肃清共产主义为第一要务，但事实上由于将自己陷于漠视民族大义的不利地位，必然地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最终的事实表明，在日本虎视眈眈和对中国领土和主权不停的蚕食之下，国民政府所谓解除共产主义这一〃心腹之患〃的策略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退让不仅换不来和平，反而使反对力量找到了打倒自己的充分理由和足够多的民意。

　　　　事实上，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由于及时抓住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积极提出抗日的口号，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扩大了影响。

　　　　当东北抗日义勇军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呼声时，国民政府〃一心消除内患〃却消极对抗日本的策略的效果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以前，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中国的统一之路就此中断，民族矛盾的激化暂时掩盖了政党矛盾。国民政府不得不下决心将枪口对准日本，此前企图忍辱换来对日和平的一切努力宣告全部失败。

　〃七？七事变〃，忍辱建国的丧

　　　　七、〃七·七事变〃，忍辱建国的丧钟

　　　　在〃黄金10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民国忍耐着日本占据东北的屈辱，一心经济建设。但在日本觊觎中国更大的领土和利益的情况下，这种忍耐式发展，只是空中楼阁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民国政府曾有一段所谓1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10年，甚至被称为黄金10年。

　　　　国民政府以最大的耐心，忍耐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进行经济建设。但事实表明，在日本陈兵于中国的国土之上，虎视眈眈中国更大的领土和利益的情况下，这种忍耐式发展，类似空中楼阁——建设得越豪华，后来的破坏就显得越悲惨。

　　　　从成立〃满洲国〃到〃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的华北进行了数年的蚕食和渗透。尤其在1935年到1937年初两年间，日本将目标定位〃华北自治〃，也就是消除中国政府对华北的影响和控制。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前的10年，对日政策基本上以妥协为主，给中国带来屈辱但是却在发展的10年。这10年，蒋介石通过一场场的内战，统一了军阀势力，在党内斗争中有惊无险，并集中精力打击了共产主义力量。

　　　　这些成就，或许可以解释蒋介石为何选择〃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政外交政策。

　　　　一些后来披露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有清晰认识的。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天后，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日记中这样分析当时形势：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这段文字表明，之所以采取忍辱负重不抵抗的政策，蒋介石自认为他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

　　　　屈辱的《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又在日记（1933年6月3日）中这样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求和的卖国条约，但在客观上，确实避开了与日本立即展开全面战争的危险。有观点认为，这一协定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在内，对国民政府的委曲求全是赞成的。

　〃七？七事变〃，忍辱建国的丧

　　　　但是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抵抗派，并从一开始就认定，对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而且中国最终必胜。

　　　　在蒋介石看来，中日之间必将全面开仗，但是开战越晚越好，中国需要发展。

　　　　那么当时的中国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呢？

　　　　总结看来，一是进行了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政府采纳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的建议，实行法币政策。也就是，政府宣布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后来成立的农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强制流通。法币发行后，政府逐步收回银元和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大量的白银成为政府的外汇储备。

　　　　法币政策，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中国的货币从此摆脱了国际银价变动的影响，实现了币值相对稳定。币值稳定对于农业、外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经济实力迅猛发展，为国民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源，缓解了长期困扰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军费支持。

　　　　二是奠定了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谋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经过为期2年的对全国资源和工业情况的调查，该委员会提出了《重工业建设计划》、《粮食存储一统制计划》等一系列计划，谋划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和经济统制的总设想。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随后主导了国防重工业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拟定了重工业发展建设计划，预定3年内在湘鄂赣等省份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以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电等产业的基础。

　　　　1937年2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制定的《5年建设计划》，对上述重工业建设计划予以确认。到全面抗战开始时，一些重工业项目已经投产。

　　　　三是发展军火工业。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在安全地区建设新的军事工业。1931年